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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他毫不掩饰自己，直言不讳地说，只要战争还拖延一天，他也同样要拖延一天。他心想，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要回到他所希望去的地方，和从前一样，重新同第四小队的战友们一起生活。可是等他到了那里，才发现斯奇奥农村俱乐部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这里的一批救护车被派到第一小分队，他们在格拉巴山附近的巴塞诺一带活动十分频繁，正准备发动一次针对奥地利的取名为维多利奥·维奈多进攻战，厄内斯特盼望自己能参加这次战争。他手扶手杖步履蹒跚地登上一部救护车到巴塞纳边上的一个村子里。毕尔·霍尔和爱默特·肖正好站在第八号救护车旁边。意军阿迪蒂的一个团正好驻扎在附近。身穿浅灰色军服的士兵大摇大摆地通过，他们经战耐劳，很快便成为厄内斯特英雄册上的英雄。厄内斯特到达前线时，正好赶上意军的炮火正猛烈地轰击奥军阵地。炮轰进行了整整一晚，火光冲天，把周围的山峰都照得清清楚楚。救护队的战士们通夜不眠，坐着等待命令到阵地上抢救伤员。
第二天是十月二十五日，肖和霍恩开着救护车到格拉巴山顶抬送死伤人员。这个工作持续了一个星期。这次厄内斯特没有去。因为二十四日晚他看完了意军的炮火轰击后，便得了急性黄疸病。八月份他和亨利维拉交谈时便知道这种病的症状。比较明显的感觉是，他后来经常提起的，好象阴囊被人用军靴猛踢了一下一样，眼白呈芥栗色，皮肤呈褐黄色。最使他难受的是禁止喝酒。阿格妞丝写信给他表示关心和同情。她写道：“真可怜，你到前线去，得了病回来，我又不在你身边照料你。”
由于他身体素质好，病很快就痊愈了。到了十一月三日他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到周围街上走走。这天中午他一瘸一瘸地走到军官俱乐部看报。坐在他旁边一个英国陆军军官正在喝从德国进口的啤酒。他们两人都没吭声。后来一位女招待玛利亚走过来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意大利已同奥地利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使这两位素昧生平的人为之欢欣雀跃，互相祝贺。此人名叫厄里克·多曼史密斯，爱尔兰人，代理陆军少校。先前曾率领部队驻扎在巴斯毕乌山高地。现在是英国驻米兰部队的负责人。在某个方面——这可能是出自厄内斯特的丰富想象力——他可能认为这个人知道，这个同他谈话的，样子友好的美国红十字会青年便是在格拉巴山作战阵地抢救伤员而负重伤的美国人。自然，多曼史密斯完全相信这件事是真实的。因此，他们的思想感情更融洽了，友谊也就加深了。当厄内斯特向他讲述过去的事迹和他如何因负伤而受奖的情况时，这位少校很感兴趣，也十分感动。
多曼史密斯是一位爱尔兰籍少校的第二个儿子。史密斯的父亲在卡万县的贝拉蒙有一份祖业。虽然他只有二十三岁，可他从一九一四年起就进入军队参加作战了。他曾三次受伤，三次得到嘉奖表扬，成为军队里红十字会的名赫一时的英雄。他反应快，思路敏捷，谈吐幽默，带讽刺、富有魅力、具有典型的当代英国的派头，厄内斯特不胜仰慕，竭力追求学样。随着交往增多，友情也随之加深。他们常常一起在俱乐部共进午餐，在柯厄饮酒，到格拉瑞亚去吃晚饭，一起去观看歌剧。这位爱尔兰人的绰号叫琴克。他称厄内斯特作黑姆，而黑姆自称是琴克的副官，并反复谈到战争和死亡，谈到在炮火中的战士以及关于个人胆略的问题。琴克擅长讲趣闻轶事，有一些是专门讲比利时战争的。说有一次他们埋伏在一个花园里，准备在波克的步兵从墙上爬进来的时候袭击他们。还有一次他们用一扇破铁门作为路障，阻止敌军前进，可是毫无用处。他还讲了一个关于一个住在多罗米特乡村的英国青年托米。这青年踉踉跄跄地走进一个酒吧间，指着一个瓶子问，“这里面是啥玩意儿？”有人回答他，说它是一种烈性饮料。于是他买了一瓶，几口把它喝得精光——过不了多久就倒地丧命。
谈到在战场上死亡之事，有一天琴克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几句话，这几句话厄内斯特从未听到过。听后他很感兴趣，他要求琴克把它写在纸条上。过后把它背熟。这几句话出自莎剧《亨利四世》的第二部分。“死对我来说无所谓，反正人一生只死一次；上帝要我怎么死，我就怎么死。今年死了，明年就不会再死。”这种生死观正好同他近来给他父母的信中所说的生死观一样。他说：“死亡易如反掌。”琴克·史密斯所引用的莎士比亚这几句话更加坚定了他对死亡的看法。阿格妞丝在十一月中旬从弗罗伦斯回来，还带了一位助手。这位女护士助手叫埃尔丝·杰斯普，这次是因病休假。杰斯普小姐留着金黄色头发，举止有点象英国人，手里拿着一根轻便手杖。厄内斯特十分用心地看着听她讲话。杰斯普小姐将来也会象救护队里的小牧师、麦克杜娜护士长、萨雷纳队长和康特·格雷毕那样成为他小说中的人物。厄内斯特陪着两位护士姑娘上街玩，他单独同阿格妞丝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少一些。吉姆·盖尔队长给他一个在意大利免费生活一年的机会。阿格妞丝看到他准备接受的时候，便鼓起勇气劝他不要接受，她怕这样会使他成为一个寄生虫、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对社会毫无益处的人。她自己坚信这一点，也对厄内斯特说，在这个战火连天的时代，能够活下来是不容易的，因此生活要过得有意义。在欧洲，被战火摧毁了的房屋亟需重建，她自己正想为重建和平生活贡献力量。
她返回“家”几乎还不到一个星期又被派了出去。这一次是到巴达附近的特雷维苏。那里的美国部队正在闹时疫。她的病房里有四十八张床位，都住满了病人。有些士兵得急性肺炎死去。条件差，她常常长时间地工作。就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她出于忠诚仍挤出时间每隔两天给厄内斯特写一封信。他在复信中对她暗示，他可能要到她那里去。“我时时望着窗户外面，”阿格妞丝在回信中写道：“有时我简直是连走带跳地走着，因为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身上穿着漂亮的英国军服，头戴海外服务队的帽子，手里拿着一根手杖。有好几次都是这样，真是太奇巧了。可是每次我都失望了。”但，十二月九日星期一，当他突然出现时，他自己又感到懊丧。正如她所想象的那样，他一瘸一瘸地走过房间。那些恢复了健康的伤员正懒懒散散地躺在床上抽烟。一台袖珍收音机正在叫个不停。厄内斯特的样子有点滑稽，他们看了忍不住大笑。也不知道他意识到了没有。如果她意识到了，正好说明为什么当阿格妞丝把他介绍给其他的护士时，他说话的声音又粗又重，态度生硬，咄咄逼人。
过后，她责怪他“粗暴无礼，说话太鲁莽”。他的这种性格正好说明当人们情绪激动，思想紧张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很难看见的微妙特性。她想，要是他毫无缺点，那她也不喜欢他。“也许人们不是那么令人可爱的，”她写道：“当然，你的性格也有好的方面。”他们这次在特雷维苏重新相遇导至的结果是他答应回家去。“真奇怪，”阿格妞丝写道：“不知环境是怎样影响一个人的。当我和杰斯普一起的时候，我什么事都愿意做，可就是不想回家。而和盖尔队长在一起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我认为我们双方的思想现在都有所变化了。”
就这样她和颜悦色，委婉地劝他回去。她甚至暗示，在适当的时候，一年或两年内，说不定他们可以结婚。当然，她十分清楚，她的二十七岁生日离现在不到一个月，而他要到七月份才满二十岁。她对他的感情真挚的。她也盼望继续做护士工作。十二月份，她悄悄地告诉他，她不准备在米兰和他一起过圣诞节，并希望他不要为此感到不高兴。
他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那件事。他去参加琴克史密斯举行的圣诞节前夕的集会，其中一次晚会是庆祝他突然来到红十字会的。他们再不谈论死亡了，现在只谈怎样生活。圣诞节那天他参加一次在科瓦举行的舞会。在那里他碰到第三百三十二队的一些军官。厄内斯特和他们中的一些人结交了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卡尔休格的上尉，费城人。他同一个意大利姑娘比尔正在热恋之中。舞会后，他们去参加一个晚会。厄内斯特的女伴是个黑发漂亮姑娘。她坐在一张椅子里十分激动地谈着白菜与国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