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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以派制派，蒋介石玩弄权术限制CC
4。2蒋陈失和抗战结束后，蒋陈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渐渐降到了冰点。
4。3无可奈何，仓皇赴台
5一朝见弃，辗转于台美之间
5。1陈诚：“陈立夫是个混蛋。”
5。2黯然离台
5。3新泽西州的养鸡人
1：陈氏已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之聘书，前往讲学半年；
2：陈氏养鸡事业，经历数年之艰苦经营，已经脱离险境入于康庄道上。且因能自造皮蛋与咸蛋，获利颇不鲜，故不必急求脱手。
5。5重新赴美
6。回台定居，与蒋和好
7。老蒋临终抚立夫
8与蒋经国、蒋纬国的兄弟友情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忠心跟随蒋介石
也许是陈其美这层特殊的关系，也许是从小便崇敬这位“蒋三叔”，也许是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几十年来，陈立夫与哥哥陈果夫两人可谓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没有丝毫的二心。可以说即使到了行将就木之际，蒋介石仍然在他们心中无人可以取代。陈立夫在自己晚年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确信曾经追随一位伟人，从事国民革命的大业，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击败日寇的侵略，赢得抗战最后的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将次殖民的中国变成了世界五强之一，并奠定宪政基础——在整个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我只是接受这位伟人的领导，我的贡献极为微薄……
辛亥革命后，清帝被赶下台，皇帝没有了，传统的君臣观失去了依附，三纲五常也随之动摇，陈立夫的兄长陈果夫便根据形势的需要，创造发明了一套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理论，蒋介石为此非常欣赏，并且将其推广于整个国民党内部。但蒋心里也明白，那只不过是骗骗一般人的空洞的说教，在错综复杂的民国环境中，忠诚成了蒋介石选择部下的首要标准。相对于忠来说，才只是次要的标准。蒋介石曾有两位重要的军事幕僚何应钦与杨杰，何是庸碌的应付之才，杨却是杰出的军事家，杨极端看不起何，两人关系紧张，犹如水火。但蒋介石最后还是选择了无才但相对比较忠诚的何应钦，至于像汤恩伯、胡宗南等并无多大才干的军事将领，完全都是由于有所谓对蒋的忠诚，才得以晋升为国民党的高级将官。
陈立夫跟随蒋多年，心里完全明白蒋的这种标准，于是，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尽管军阀、党派林立，各种斗争残酷无情。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也是几起几落，但陈立夫始终为蒋介石鞍前马后，摇旗呐喊，充当其最忠实的部下与打手。因为他明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这意味着不仅分裂了国民党、阻碍了北伐战争的乘胜推进，而且污染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使得欣欣向荣的国民革命中途夭折。从长远看，他还严重地销蚀了国民党既成的进步性，正在把一个由孙中山缔造的革命组织演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组织。在这一行进的过程中，蒋介石自己从进步走向反动，堕入罪恶的深渊，而陈立夫也紧紧跟随蒋介石，宁愿走到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在上海清党期间，周恩来曾去找过陈立夫，向他打听宵禁口令，周恩来原以为凭着五四时期缔结的友情（当时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陈立夫未必让自己难堪，不料，陈立夫反问周恩来：谁需要口令？周恩来不能说，陈立夫就一口回绝了。当时，周恩来对陈立夫的表现十分失望，半是愤慨半是讽刺地说道：“你真够厉害。”陈立夫的心中此时只有蒋介石，他根本不怕得罪周恩来，因为他知道周恩来正“在闸北指挥工人”，一旦“得到了口令，晚间可以通行无阻，用工人来扰乱”政变，那就麻烦大了。陈立夫用自己的行动践履了他对蒋介石的“竭尽智能、接受指导”的诺言。
四一二政变之后，汪精卫等在武汉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宁汉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可汪精卫操纵着国民党的中央，他不愿向蒋介石称臣，同样是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在帮助蒋介石发动政变，建立南京之后，也开始居功自傲，开始对蒋介石专制独裁、排斥异己的行为表示不满。于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多方联系反蒋势力，准备赶蒋下台。蒋介石意识到新桂系是在“逼宫”，他便以辞职相威胁。谁知蒋介石提出辞职后，不但李、白表示赞同，就是蒋的亲信何应钦等人也同意。蒋介石一时难以挽回局面，只得决定下野。8月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一直到同年12月3日才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重新回到了权力重心。在这远离权力的阶段里，是陈立夫和他的哥哥陈果夫一道坚守“阵地”，与倒蒋的各种势力周旋、搏斗。11月22日，陈氏兄弟就通过精心策划，组织自己的喽——中央党务学校的师生在南京各界讨伐唐生智胜利庆祝大会上闹事，并在游行过程中，高喊“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委会”、“改组国民政府”等口号，寻衅闹事，要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李烈钧恼怒之下，命令首都警察厅对游行示威群众格杀勿论，一时间，枪声大作，导致三人死亡，轻伤者75人，酿成举世闻名的“一一二二血案”。血案之后，西山会议派被迫下台，陈氏二兄弟从而为困难时期的蒋介石制造了重返权力中心的机会。
在蒋介石与各种政治派别如汪精卫的改组派、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等的权力争斗中，陈果夫与陈立夫所控制的CC势力，可以说一直是蒋介石最信赖的派别，而陈果夫与陈立夫也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为蒋介石一步又一步地将这些反对势力铲除出南京政府。
但随着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日益巩固，蒋介石与二陈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开始逐渐被一种相对冷静功利的关系所取代。这对于思想上将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与理想、主义、民族叠合在一起的二陈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但他们仍然将对“党国事业”的高度负责和对蒋介石的赤胆忠诚融合在自己的心中，他们不怕为蒋介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怕失去效忠的机会。据《传记文学》第29卷的一篇文章介绍：
在委员长面前，说话能够尽言而无所畏惧的，只见过两个人，一是陈辞修（即陈诚），一是陈果夫。他们两人跟委员长见面谈问题，有时会使委员长很生气。委员长生了气，有时很不耐烦，甚至拂袖而起，表示不愿再听了，站起来转身要走。这时，他们两位先生都是同一脾气，会从后面跟上去，尽管委员长生气不爱听，他们还是要把话讲完，希望委员长注意他们的话。像这种务求进言，无所畏惧的，就只有他们两位。
即使到了国民党大陆惨败，逃避台湾之后，陈果夫、陈立夫也唯蒋介石的马首是瞻。对蒋的忠心可以说是二陈在民国时期长期处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尽管蒋介石也非常忌惮二陈CC势力的逐渐强大，数次对CC进行打压，但最终蒋介石明白，二陈永远不会觊觎自己的位置，是他最可靠的政治帮手与政治伙伴，这也是陈氏家族跻身于四大家族之列的原因。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任人唯亲 1
熟悉蒋介石的人都知道，蒋介石非常佩服曾国藩，常常将《曾文正公文集》放在自己的案头。曾国藩以湘军发迹，而湘军的体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各级军官都是曾国藩的学生、兄弟、亲戚，曾国藩以这种封建的血缘亲疏关系来编制自己的军队，从而达到政令、军令统一的目的。近代中国的政客，军阀，为了达到结党营私，独霸一方的目的，往往会自觉地运用封建传统的血缘、地缘和业缘三种关系。
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立夫
在上海文艺界集会上演说在三种关系中，血缘是第一位的。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血缘关系是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凡属血缘关系中的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关系，有信任而无戒备的气氛。在血缘家族中，年长者对年幼者具有强制的权力，而年幼者则对年长者则必须忠孝服从。而一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宗法家族，对同一血缘的家族有着很强的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作用。血缘家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忠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