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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当然不会去死的，这样的话我们听了无数次了。母亲出了家门，拐到邻居家躲藏了，把我们留在家里照料父亲。我和姐姐不敢进屋子，就站在院子里监视父亲，防止出现什么意外。父亲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渐渐地疲软下去，躺倒在土炕上，只几分钟的时间就发出了响亮的鼾声。
外面的大街上，穿着新衣服的孩子们聚拢在一起玩耍，那些笑声隔了几排屋顶，飞落在我家院子里。我对姐姐说，你在家里吧，我出去找找妈。姐姐知道我想出去跟孩子们玩耍，姐姐就生气地说，你走吧，你走了我告诉妈，就说你不在家里看守爸，看妈不收拾你！
最后我还是跑了，姐姐就一个人呆在屋子里。
等到我在外面疯了一阵回家，父亲已经醒过来，坐在土炕上愣愣地出神，眼睛有些浮肿。看到我进屋，他瞟了我一眼，仍旧把目光盯住屋子随便的一个什么地方，似乎在回忆一些往事，思绪费力地穿越着某段被堵塞了的空间。
外面的天渐渐黑下来，屋前屋后的人家已经亮起了油灯，不断地有谁家的父母扯着嗓子喊叫他们的儿女回家了，有冷不丁地响起的几声狗叫，还有一些零星的鞭炮在远远近近炸开。这些声音在傍晚快速下垂的暮色里，显得那样急促，那样温暖。
这时候，父亲在暗影里动了动身子，抬头看着我姐姐，疑惑地说，你妈妈呢？
我姐姐摇头。父亲醒来的时候，姐姐就不害怕他了。
出去找找她，该吃晚饭了。
其实我们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但是母亲不准我们说。父亲让我们出去找找，我们就跑到邻居，把父亲的一些情景转告母亲。母亲说，你们就告诉他找不到我，就说我死了！
邻居的女人也说，不要回去，在我们这儿吃完饭，在这儿睡一个晚上，吓唬吓唬他。
我们在外面消磨一些时间才回家，说到处找不到母亲。父亲在黑暗里动了动身子，有些紧张地说，她能到哪里了？再后来，他就站起来在屋子走动，偶尔会扭头凝视窗外越来越浓的夜色。
当然，母亲在邻居的家里，也不停地打量窗外的夜色，她坚持到别人家里吃完饭的时候，就再也不能坚持了，要起身回家做饭。她知道父亲醉酒后，把胃里的食物都吐出来了，瘪瘪的胃里却还残留着一部分酒精，这个时候最容易伤了胃。
母亲走进家门，拉长着脸一句话不说。父亲小心地观察了母亲的脸色，然后轻声问她到哪里串门了，却听不到母亲的回答。
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到母亲在灶间烧饭的叮当声。
这种沉寂的时间不会拖延太久，母亲就突然发出愤怒的责骂声，她说，你害死了顺儿，又想害死丰儿，你恨不得我们都死了呀。父亲很内疚的样子，小声说，怎么又扯上了顺儿，别提顺儿的事，我喝酒跟顺儿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喝醉。
你不想喝醉，怎么醉得像癞皮狗？！
父亲很认真地说，到了谁家都让喝一杯，一杯一杯就多了。
母亲瞪眼盯着父亲问，谁让你和你都喝？就不能不喝。
不能。父亲说，人家那么热情，看得起你才让你喝，不能不喝。
之后，无论母亲再骂什么，父亲就不吱声了，他走到灶间，尽量找一些能做的事情做。
父亲又恢复他的样子，一切也就平静下来了。
5
乡下的孩子都期盼着过春节，只有过春节才能穿新衣，才能吃一顿大肉。我却是一个例外，从七岁那年，我就害怕过春节了。
我七岁那年之后，每年的大年初一，几乎成了父亲法定的醉酒日，母亲也在这一天要大哭大闹一场，而我和姐姐就要在恐惧里度过艰难的一天。
快乐只属于别的孩子，我没有。我们家里鸡飞狗跳的景象，倒是给那些喜气洋洋的孩子们，又增添了些许快乐，他们常常追随在醉酒的父亲身后，快乐地嬉闹着，最后拥挤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听父亲的醉话，听母亲拖着唱腔的哭泣。
我是没有办法把孩子们赶出院子，这个时候我们家的院子似乎已经不属于我们的了，它成了大家娱乐的场所，随便的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他们甚至走进我们屋子里喝水，或者东瞅瞅西看看的。
看着这一切，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惧。
当然，在父亲醉酒之外，还有让我更恐惧的事情，那就是请人吃饭，被请的人主要是生产队长，还有生产队里的会计，他们控制着我们家里的粮食。我们家里过年预备的最好的鱼肉，都跑到这些人肚子里了。
那是一个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我们家里只有母亲去生产队里劳动，母亲的工分只能挣出她自己的口粮，按照规定，父亲每年要向生产队上交一百多元钱，给我和姐姐买口粮。那时父亲已经吃皇粮了，每月有二十四块钱的工资，扣去他自己每月要交的八元钱生活费，剩下的这些钱仅能维持我们家庭的基本消费。
不给生产队交钱，他们随时都可以停发我们的口粮。那一年麦收后，生产队在打麦场上分麦子，母亲对我说，你去看看，先排着队去。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母亲只是为了躲避一些尴尬的场面，就把我派出去了，家里的这种尴尬的事情，大都有我去支撑着。在母亲眼里，我是个男孩子，受人嘲笑几句，或者给一些冷脸，没有多少难堪的。但是母亲错了，母亲不知道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不知道别人的那些冷讽热嘲给我的成长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障碍，如果她明白，她肯定不会把我推出去的。
我拎着一条口袋，随着熙攘的人流去了打麦场。六月末的太阳光明晃晃地照着脱了壳的麦粒，照着山一样堆起来的麦秸草，照着男男女女黑黝黝的脸膛。
男男女女们都在一架大磅秤前排起了长队，略显疲惫的脸上挂着庄严的神色，目光投向了生产队长。麦场的边缘处，有几头牛卧着，尾巴不停地卷曲在身上轰赶着苍蝇，阳光闹哄哄地围在牛们身边，把牛们晒得困倦懒散。
不知谁家的狗跑进了麦场，跟在几个绕着打麦场疯跑疯叫的孩子身后，欢欢地跃动身子，竟从麦堆边跑过去。看麦场的瘸子爷就对着那条狗猛吼一声，一瘸一拐地把狗赶出了场地。
队长披着一件白色褂子，围着金灿灿的麦堆转悠着，会计已经把算盘放在了磅秤的横梁上，但是队长还绕着麦堆思量着。今年天旱，麦子减了收成，队长的脸色有些阴暗，长长的一队男女很关切地盯住他的脸色，仿佛要从上面读出一些文字。
队长把手插进了麦堆里搅动几下，麦堆表层的一些麦子像山体滑坡似地滑下来。队长搅动麦堆的时候，麦堆散发出新麦的清香，由于太阳的烘烤，麦子的清香中夹杂着温热的潮气，弥漫了整个打麦场。队长的手从麦堆里拔出来，将手里捏着的几粒麦子，放在嘴里咀嚼着，片刻就有白色的液汁从他的嘴角溢出。
队长终于看着会计说，每人六十斤吧。
会计立即把算盘拿起来，习惯地摇动几下，算盘珠子在寂静的阳光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这种声音把磅秤前面的长队搅乱了，队伍里的男女开始推推搡搡的，都抻了脖子朝会计看去。
很多年以后，我听到算盘珠子的声音，仍禁不住心头一颤一颤的。
队伍朝前挪动，我前面一个女人硕大的臀，挡住我的视线，看不到前面热热闹闹的情形。我不安分地朝前探着身子，大概碰到了女人硕大的臀，那女人扭回头挖了我一眼。
前面的长队缓慢地移动，一节一节地缩短着，我终于站到了排头，把自己的口袋放到了磅秤上。这时候，会计抬头看了队长一眼，队长就拉长着脸走过来，我看到他走路的样子，心里虚虚的，不等我反应过来，他飞起一脚，把我放在磅秤上的口袋踢飞了。
队长说，不交钱，吃屎吧！
会计又低下了头说，下一个。
后面的人快速地挤上来，粗手粗脚地把我拨拉到一边。
我拎起踢飞的口袋站在队伍外，傻了似地看着金灿灿的麦堆，在会计的算盘珠子噼啪声中，一节节地缩矮。分到了麦子的男人女人们，把鼓鼓的口袋绑到独轮车子上，各自回家，打麦场上的人终于走光了。
太阳下空旷的打麦场上，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还有空气里留下的麦香。我的腿像生了根一样扎在那里，嗅着甜润的麦香，似乎永远不想动弹了。
看守麦场的瘸子爷用扫帚清理着麦场，清理到我身边的时候，抬眼看着我说，回去吧，该吃晌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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