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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叹了一口气，生怕死不了，扎完了，又补一刀。我家里人却跟我说，这是报应，是我自己造的孽，活该。
那个男人还是常常来看她，有一次过生日，她记起自己已经２１岁了，他送了一对分量十足的金镯子，“咔嚓”一声戴在腕子上，象是锁犯人的铐子
（三）
——这个比喻真不好，她笑。
但是他不要小孩，他已经有够多的小孩，全是前世的冤孽，现世来讨债的。他要她避孕。
不过我很喜欢小孩，真的。她的脸上浮现一个苍白而谦卑的笑。
我喜欢小孩，李芬芳说，她想办法生了个儿子，是偷偷地怀上，象是还了个心愿，儿子象她，脾气拧，常常哭闹到深夜都不肯睡觉，大概是不适应城市那种闷热的气候。
而她在很长时间里，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这生活里只有她和这个孩子。他和孤单的她相依为命，她的世界里，也就只有这一点点希望了。看见孩子安静地熟睡时，她觉得，平安喜乐，那种平安喜乐抵过了曾有的凄凉和无助。
那个不喜欢孩子的男人来看她，看见的是一个身形凝重的女子，敞着怀在喂奶，虽然不复轻俏灵活，但是倒更象一个妻，一个母亲。
“那么，你打算过你的将来么？”
“将来，”她显得局促不安，“我连现在都没有－－怎么说将来？”
她迟疑地告诉我，前几天回家发现孩子丢了，她无法确认是怎样丢的，但她猜测和那个不喜欢孩子的那个男人有关。
她觉得报纸可以帮她的忙，因为以前报纸也帮过别人，自然就可以帮她。
说话的时候，她的声音一直微微颤着，低着头，我总觉得她不象李果私访过的那些女性，她比较诚实，没有更多虚设的辞藻来矫饰。
李芬芳这样的故事，到底写的不好，一路平铺直叙地写过来，无非存着一点点“了解之同情”。
老编审稿的时候说，说我写的一点情节都没有，“找孩子”，谁会愿意看这种东西，大家看报纸，总是有一定的阅读期待的。
我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故事，峰回路转、回肠荡气，还是有刺激煽情的场面在里头。我知道“口述实录”这种玩艺在几家报纸的文艺副刊都有做，但只有中年男女的婚外情，Ｅ时代一夜情才受欢迎。
我很颓丧，但是还是要努力工作，老编让我去采访“二奶村”，还说，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写，要深刻。老编认真的皱起眉头，“那里的二奶都是香港、台湾人包的较多，文化层次比较低的那种。要写好不容易，我们要关注弱势群体。”
我想他更应该关心自己的身体。
我只好笑。
我觉得自己比较起来更象弱势群体。
我泡在“二奶村”一个星期昼伏日出，不过，我见进进出出的都象良家妇女，印象里应该是妖娆的类型偏偏很少，没有人穿紧身皮裙子或者将头发染作七彩擦黑色指甲油。中国以前是多妻制的，所以“二奶”的选择标准还是妻的标准，贤慧温顺的、得过且过的容忍，随遇而安。
并没有人愿意免费提供故事，而保安看我进出总是目光狐疑。
回到家，只好自己杜撰了一篇，讲了一下女主角沦落的身不由己，一切都是社会的错，逼良为娼，拜金主义对社会的危害，写得有血有泪，跟街头小报的格调非常靠拢。
老编看了以后说，写的不错，但是故事蛮老套的。
我笑说，老套的故事大家喜欢。
疲倦地想起李芬芳。李芬芳是真的，有质感的故事，不过，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剥离了那些符合窥看的因素，会是什么样子。？
我靠在沙发上，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情形，她那低靡而喑哑的声音，以及那种渐渐呈现颓势的美丽。她的故事里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隐忍、委屈。我甚至觉得她的痛楚放在偌大的城市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孤单无依，含有太多的私隐性在里头，是无处可诉的真正的苦衷。
又是一个星期，李果从湖南老家回来了。
他和我看到的样子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日夜兼程赶回来微显憔悴。我听见他和老编在谈话，谈的是本市的新闻。
女子杀夫。
女！
子！
杀！
夫！
起因是她向和自己同居的男人追问自己孩子的下落，那个男人虐打她，将她推到墙上狠狠地用皮鞋底抽她，她忍无可忍竭力反抗，愤怒之下拿起水果刀一连捅了对方１５刀，男人被刺中要害，最后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我突然站在门口问：“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他们吃惊地看着我。
是了。
和我猜测的一样了。
在这个热带３８度的城市，李芬芳的故事演变成一则骇人听闻的传奇。
这个故事是赤裸而恶劣的。
我还从其他的报纸上读到李芬芳的故事，她被夸大成一个艳俗而淫乱的的复仇者，要向亏欠她的城市复仇，好象索命的王桂英、霍小玉之流，在故事中还附有肇事者的照片，带着验明正身的味道。
照片中的李芬芳，脸色平静，有一双波光潋滟的眼睛。不少人看了说，这个女人蛮好看的，这种好看透露出有着红颜祸水的迹象，所谓“红颜”都是“命薄”的根源。
在照片下还写着一句话，她真的后悔了，这一次酿成惨剧是不知法学法的后果。
也许，她后悔的是方式的暴力，至少，如果用温和的方式，结局不会那么悲惨。
我记得最后一次。李芬芳没有和我面谈，她只是在电话里告诉我，她要找回自己的儿子，带儿子回老家，她要开间小餐馆，过好下半辈子。
（四）
她在那头幽幽地说，我的手工白菜馅饺子作的很好的，在寒冷的冬夜吃，会有一种从心底涌起的温暖与满足。你知道吗，有时侯我一个人做一大锅饺子，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吃，倒不会觉着寂寞。
她说，可惜，小佳，你还没有机会尝尝呐。
我敷衍着，会有机会的。
最后，她踟蹰的问了我一句，“小佳，你会认为我是个坏女人吧。”
我记得自己这样回答她：“不会，至少你是坦白、直接的”。
坏女人从不问这样的问题，也鲜有自道身世，如果要讲，故事总要编排的好一些，圆滑一些，显得都是别人的错，与己无干，而且她们也永远不会反省和忏悔。因为她们内心没有畏惧，也没有信仰。
而芬芳，至少在我看来，她矛盾、痛苦，也很善良。
老编开始记起我的那些采访手记，都是一手材料，我居然和一个真的杀人犯做了面对面的访谈，她的堕落是有迹可寻的。他告诉我：“关键是你该怎样加工它们，——恐怕编排上还要再调整…”
关于一个故事的几种说法，怎样编排才是最符合阅读的期待。我去翻看这几日的报章，发现评论这件杀夫案件的都是男性，他们微言大义、提纲挈领地从道德式微的角度说起，所用的词语是“耸人听闻”、“震撼”、“可悲”，呼吁着城市中此类现象不容忽视。
我坐在家里听我和李芬芳的对话录音。我听见自己干净的声音，有条不紊地问下去，而她那低靡而喑哑的声音时起时落。
有一句是这样的，“我连现在都没有，怎么说将来。”
听了很多遍。最后，是一阵沉默。我想起她简单的理想，是回到家乡，开一间自己的餐馆，做最可心最温暖的饺子。这种简单就是她想要的幸福吧。
但是，并没有兑现。
我走到凉台上，重新看看我所居住的城市，心里泛起的是那种陌生感。我看着下面走来走去的人的时候。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希望，以及很多被希望憧憬击得粉碎的伤感。
我知道我并不擅长描写这样的故事，城市充满了活色生香的诱惑，使一个单纯美丽的女子渐渐往腐坏的路子上走，最后失了性命。那似乎更象小说，充满了曲折、不可预知的逆转。
我只好将我它们丢进碎纸机里，切得粉碎。
我们的城市，似乎容不下这样的故事。
逝爱
（一）
文荻从家里搬出来，住在我这里。
我的房子不大，是租的，不过很干净。
房子里放着一张极大的红木圆桌，我的房东是广东人，对于饮食很注意吃饭时候一家团圆所以桌子选的大；但是我的床比较小，一个人睡的尺寸。
大概中国人的的“男女”是不可以象饮食那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