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姜：是吗？我倒是没有注意到。我这篇是从网上搜寻到的。觉得写得非常老辣。这下好了，你的小说在你的手里成了手术刀了。正如你自己所说的。这种手术刀式的小说，我觉得《雨把烟打湿了》也属于其中。蔡水清的悲剧命运既表明了你作为作者的悲悯意识，也表明了一种人生的尴尬。只是在小说的结尾，为什么要安排二审判决蔡水清死刑让他签名时，他“签着名，突然说有两个词我不懂”，“一个是骊歌，一个是丁忧”，这里是不是想突现你的悲悯？
须：有人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其实，我的那时的蔡水清，对于终于来临的死，是即将清零的解脱和轻快，他问的问题是有意无意的，只是表明，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姜：这是细节的丰富。这篇小说里有很多看上去莫名其妙的细节，包括蔡水清帮助妻子挠痒痒的细节。小说中的情节走向，其实都是由细节决定的。只是读者很多时候，总会忽略了细节的力量。
须：生活就是如此。连上帝都要模仿自己造人，小说家当然要模仿生活。应该说，小说对细节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凸显。很迟钝的、忽略生活细节的眼睛，它要忽略小说细节你也毫无办法。
姜：《地瓜一样的大海》，似乎也更着意于展示人的命运的被动。
须：是吧。
姜：如果更深一层地探究下去，你笔下的人似乎有很多显得诡异，或者说怪异，怪异得让我们难以理解，难下断语。《4点22分，谁打出了电话》似乎是现代版的《聊斋志异》，那个电话究竟是人还是鬼打出的？温士丹的前夫究竟是死前还是死后到过她家？还有，她和儿子看到、梦到的红蜘蛛究竟何所指？《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让人捉摸不透，患上晚期鼻咽癌的羊又对即将结束的生命并不在意，却渴望寻找到那个偶然拍了她一下的“陌生人”，这些，包括《穿过欲望的洒水车》等篇什，似乎都有点诡异。你的这种刻意，到底所为何来？
须：那个电话可能是鬼打出来的，可能就是“人心成鬼”的人打出来的。
姜：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个鬼。读者的内心也有个鬼。都巴望着是鬼打来的话，那就是想要解脱。
须：前夫是死前死后抵达，可能作者也不知道，红蜘蛛是人们渴望发现、但又下意识排斥的真相。我并不喜欢这样解释小说，挂一漏万。氤氲是小说的气色。《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其实很纯朴。人海茫茫，到处是利害算计和陌生，邂逅一个“千秋万代前的熟人”是令人怀念的，尤其一个即将离世的人，一个对世界漠然的、连死都麻木的女孩，你要允许她的最后被唤醒的“对骨子里的亲切”的依恋。
姜：《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似乎也带着很多诡异的东西。这是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写作智慧呢？
须：也许它在客观上显示了一点点你说的诡异和写作智慧吧。
姜：但这篇小说的最后有几个字来得非常重：行恶如梦！这是不是这篇小说想要说的最重要的话呢？
须：这个小说，我更关注的是，公共记忆是不可靠的，每个人、每个机构，甚至传媒，都有利己的记忆，真相都是变形的，甚至根本没有真相。
姜：你这点讲得非常深刻。这就正如数字其实不可靠一样。有人讲，小日本在南京杀了30万。这数字有点飘忽。要来点真实的，真实是让人无法躲闪的。数字做不到这一点。可能，这也正是历史以外，我们还需要小说的原因。
三
姜：还回到你的小说上，你写警察与小偷很有名了。是否考虑过自己会被人们认为只是一个题材作家呢？譬如海岩那样。
须：有些职业，比如警察、记者、律师，这种职业辐射的人生画面广大，视域独特；有些事情，比如意外、案件，它提供了人性展示的深厚层面空间。如果你可以进入，那里拥有更加精彩真实的人性存在。很多时候，不经历那些非常，人就以为自己的常态就是全部真实。《淡绿色的月亮》那么美满幸福的小夫妻，不是入室抢劫的意外发生，桥北、芥子“有幸”看到彼此的另一种真实吗？我不知道，人们是因为里面有警察和歹徒，记住了这个作家，还是，因为在阅读中遭遇了内心的挤压和拷问，记住了写作者。我想，如果我写了西红柿，就成了红色作家，那么，不是我的写作失败，就是你的阅读失误。
姜：很多人都是以题材划定作家的圈子的。比如陈希，我非常提防读者将他归入题材作家之列。所以，我刚才举海岩的例子。海岩在这方面确实便已突出到让读者记住了他的题材。如果再举例子，我觉得很多军旅作家，都过不了这个坎。不说这个了。除了小说的节奏之外，我还想跟你聊聊关于生活的深广度的问题。这是我在读《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时想到的，你的这篇小说，让我觉得，小说家光是靠想象仍然是不行的。那种粗糙而真实的生活质地，是想象不出来的。想象过于唯美了，只有那种粗糙与真实，才能显示出一篇小说的坚硬。
须：你说了，我就不用再絮叨了。
姜：当然，还有语言，你的语言在不动声色后面，有一种让人难以觉察的张力，还举那篇《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为例，回忆者，当然是回忆曾经经历过的，回忆一种熟悉的东西，一个陌生的城市，怎么能进入回忆区域里呢？你似乎是在用小说表达着对生活的认识。事实上，有时候，小说，并不是表现现实生活，而是解释生活与认识生活。现在很多人都没有时间也没有多少人想去认识我们熟悉得近乎陌生的生活了。
须：这是一个回溯真相的历程，真相本来就在那里，就像一个城市，只是，回溯的路径不同、心态不同。主观的过滤不同，看到的风景自然不同。
姜：你曾经有过停笔十年的情形。这样的情形对重新开笔写小说是不是有着特别的作用？
须：停笔之后倒并没有清晰地思考过将来要再写作，只是合着生活节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的积累、认识的变化、表达的需要，重新写作就这样自然而然，毕竟是很业余的。不是读者抬举鼓励，现在可能还是玩票心重。
姜：在你的小说写作中，似乎也有关于音乐的作用问题。似乎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有音乐启发灵思的情况，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有人就干脆说成是管弦乐四重奏。当然，昆德拉本人的音乐造诣是非常深的。你有一段时间迷上了音乐，这对你重新开始写小说应该也有着很大的作用吧？
须：我甚至怀疑，音乐家就是上帝派来的人间便衣。他们微服人间，代神向我们打出上帝的手势。有音乐的耳朵是幸福的，最有音乐的耳朵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少年时期贪睡，千呼万唤醒不来，老爸在老唱机上放片子，旋律一起，立刻或者很快，一脑子澄明活络神思飞扬，混沌的意识，瞬间转换了频道，一点艰涩的过渡都没有。音乐和小说的关系我只有个人化的感悟，有时候作品写作中断，我只能通过某段旋律，重新回到小说气场里。不过，这些和重新写作没有直接关系。
姜：评论家贺绍俊称你是温柔的精神警察。我觉得这种说法挺有意思。挺相近的说法还有：精神侦探，精神偷窥者。你觉得这三种角色，哪一种更接近于你？或者，你觉得你更像哪一类作家？
须：天，这三种说法的确差不离。你说我更像那一类呢？
姜：人都有窥视欲，但是，作为精神警察，我觉得这便非常高级了。说及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到你的小说中时常出现“报纸”、“记者”等传媒“符码”，而这些“符码”又实质性地参与了小说的叙事过程和文本世界的架构。在一些作品中，“记者们”扮演着侦探、精神分析者、旅游者与裁判的角色。在你的精心调控下，这些“符码”尽职尽责地传递着经验或信息，使文本意蕴增容。同时，因为它们的在场，造成了新闻即时播报的效果。我想问的是，如果把这样的背景淡化或者隐去，小说是不是更为纯粹？或者说，那不是更直接切入到生活的骨子了吗？
须：把你刚才说的那段话中的“报纸”、“记者”，统统换成“下岗”“女工”“失业”等字眼，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因为它们的在场，你说，他们又将造成什么效果呢？社会大萧条吗？女性处境悲惨？我也想探讨，如果把那些背景淡化或者隐去，小说会因此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