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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像《淡绿色的月亮》，是不是在讲每个人都有绕不过的东西呢？对桥北而言如此，对芥子而言，似乎更是如此。我非常想听听你的看法。
须：我想，好小说是个武林高手，它出手捕捉的是一般人看不到的人生破绽和被遮蔽被忽略的人生尴尬。它透视的是，绝对排他的发现。《淡绿色的月亮》做的是这种努力。但它是不是“武林高手”，要问读者评委的内心。
姜：很多读者在评价这篇小说时，言其是一种女性视角。我觉得，那个保姆不也是女的吗？这里面是一个关于人性的问题。桥北与谢高的同学还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尊重了生命意识。只不过桥北可能尊重得太过，走得远了点。不知可否这样理解。
须：我不这么看。我理解桥北并不比芥子少。在这个小说里，我尊重芥子、尊重桥北、尊重谢高。我透彻地理解了那种独特状态下各个角色的心态。
姜：那么，这里面如何体现一个作家的价值评判呢？
须：善恶是非黑白，这样的极端价值判断是简单的，世人都可以明晰。但是，作家并不感兴趣人人都可以简单判断的问题。事实上，小说不是判决书，作家也不是审判长。生活的质地是毛茸茸的，是中有非、非中含是，好像不是你提着大刀一刀就了断得了的。但是，作家应该是脑子清醒的，有自己的价值认识。他洞悉一切后的宽厚和敞开，我想更接近于悲悯，而不是一脑子糨糊。
姜：《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这篇小说，也可以看做是一篇关于拯救的小说。只是它的人物关系的设置颇有意味。你是如何巧妙地想到了这样的人物配置的？
须：这个小说的核心词是——“颠覆”。老革命和小偷，最终互相颠覆了自己的某种认识观、价值观，达到了彼此的“温存”和“拯救”。正是两个各处“极端”的人物，才达到了“颠覆”的震撼效果。
姜：呵呵，这一来，你为小说又提供了一个叫做“颠覆”的关键词。是啊，其实，真正的小说可能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颠覆。这篇作品的时间跨度也非常大，正好跟人物配置相对应。说及人物关系的配置，你的那篇《城市亲人》则是非常有意味的。这次写作是不是想和读者捉迷藏？
须：呵呵，我不和读者捉迷藏。我想表达的东西，合适这个方式，我只是顺便丈量自己的写作能力空间，看看自己才华的自由度有多大。
姜：这是一次远离经验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纯粹超验的写作。和《蛇宫》一样，在读这两篇小说时，我常常想起艾伟，艾伟这个作家一直强调小说的寓言框架。你这两篇是不是也着意于这一框架的构建呢？
须：《蛇宫》不是纯粹超验的写作。我一直在学习写作，在琢磨写作的秘密。如果我使用了寓言元素，那肯定是我没有别的更合适更顺手的方案了。卡尔维诺的书写自由，我很羡慕，但很羡慕的我未必就一定会做，我要明晰我自己的能力。
姜：在你看来，小说的寓言构建能否构成小说对生活的干预呢？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再者，现在的小说也似乎越来越少这样的功能，皆因现在的人实在太聪明了，已经很少有人指望文学什么了，大家都知道，文学是指望不了的了。
须：其实，我想，小说不管穿上什么衣服，配上多少刀剑、秘笈，都是被生活干预，而不是干预生活。有预谋地干预生活，是政府文件。那不是小说。
二
姜：《城市亲人》是不是着意想获得一种寓言效果才将人的名字以数字与符号代替的？
须：不是。首先在“基地”，名字符号化，是很自然的。其次，在这个小说里，我更想凸现的是，人物彼此的关联状态，不是某一个人。
姜：这一点不容怀疑。但是，人物彼此的关联状态，仍然是关涉着具体的人的。人与人的关联，从来都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所以，我觉得小说中的人名应该非常具体。既然我们要具体些，要有细节。具体也好，细节也好，都是跟个性化的人分不开的。有时候，我觉得隐去人物的名字，其实是一种反小说的写作。陈希我似乎就非常喜欢这样的手法。《城市亲人》似乎在人名安排上，有点让读者为难了。
须：还是那个问题。其实，《城市亲人》的阅读，和我记忆中的我所有其他小说阅读是不一样。我为城市亲人们的彼此的关系状态着迷，因此弱化了我认为没有必要抢眼的部分。如果我着墨点是人，自然是调度你刚才所说的做法。最近我写了一个短篇，文中那个女人有三个称谓：网名、有姓有名的全称、姓氏加小姐的，也就是某小姐。写作中我感到，三种称谓，和读者的阅读距离是不同的，它传递的所属段落信息也不同，而准确的称谓只有一个，换句话说，你必须在准确的段落使用准确的、唯一的称谓，要找准它，很不容易，尤其在叙述的蕴意密度大的情况下。但找到了，读者的阅读就不被“格涩”，传递的信息就是汁液丰润。在小说中，我的体验是，不止人名，每个词每个字都是有生命的，一不小心，它们就反叛了写作初衷。我倒不认为人名和个性化有关。呵呵，我们有点分歧了，不过，我也反证了你的具体人名的重要意义。
姜：这让我有点开窍了。是啊，小说的写作，其实都是在局部的意义上解决作家本身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来谈《有一种树叶春天红》，我觉得这是一篇残酷而又绝望的小说，可为什么取了这个美丽的题目？在叙事过程中，这篇小说也似乎不紧不慢，将情感压到最低点，只是在小说最后，不动声色，刀刀见血，可却是读者心头的血。杨鲁芽什么也不知道，童大柱知道，但硬得狠，一句“神经病吧……”能活活将阳里气活让读者气死。
须：这是理想主义者的一种死法。
姜：然而，关于陈阳里，我也想说一句，如果她是一个真正的考古工作者，她为什么不用非常专业的职业精神去爱护童大柱这样的活化石呢？她使用了反证法，确实不但毁坏了活化石，也毁坏了考古工作者自己啊！
须：那就不是这个理想主义人物的活法和死法了。
姜：这篇似乎与《淡绿色的月亮》一样，题目温柔优美，其实坚硬得很，也锋利得很。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小说立场呢？
须：呵呵，被生活干预。
姜：但是，这样的立场未必没有作家的干预企图啊！现在，又有多少理想主义者呢？我看绝无仅有。人在很多时候，其实很难。选择正确的，未必与情理相合。与情理相合了，说不定又与生命发生龃龉。选择之难，可能就是一种人生的困境。而现在的人，是越来越聪明了。
须：也许这正是小说存在的原因。
姜：在这里，你是不是也是想从伦理角度探讨爱情的死亡并进而给这个时代一种悲悼呢？
须：与时代无关。时代只是人性展示的舞台。
姜：说到底还是跟时代有关的。这时代，也是我们这样的人造就的啊。说及内在的东西，像《提拉米酥》、《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也都是在书写人性的暗角。你的笔触在这几篇当中，犀利而残酷。还有绝望。连主人公自己都可能绝望。譬如那个最后用遥控器砸妻子王子娟的巫商村。
须：人性是丰富复杂的。《提拉米酥》写了人性中微妙的灰色颗粒，但依然有人性微妙的明亮。就你说的最后用遥控器砸妻子王子娟的巫商村那句，那固然是被人披露的羞恼，但也是自我的审判。至少内心有个审判长坐在那里。《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写的是尴尬关系中，妻子、丈夫、公公之间爱恨交织的情感。要我来标色，《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不是灰色的，也不是人性的暗角，是别扭中温馨、温馨中的难受。它不是绝望的，是朴实的亲情无可逃避。
姜：这可能就是读者与作家的理解不相吻合了。谁讲过一句话的，一个人的阅读史，其实差不多都是误读史。《太田母斑》也似乎是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这篇小说可能比上面的都好的原因，是它写出了两种人，在一个问题上，见出了事情的两种本质。
须：这是我比较早的短篇。一个练笔吧，要说比上面的都好，呵呵，你会使我一时判断混乱。
姜：是吗？我倒是没有注意到。我这篇是从网上搜寻到的。觉得写得非常老辣。这下好了，你的小说在你的手里成了手术刀了。正如你自己所说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