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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纳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
以遍举，亦不能遍知，无非违法。州郡利其能办财赋，佯若不闻，一且告发，则
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继之未免循复前例。盖其太重之额既不减，则亦别无他策尔！
且是法创立，经隔已数十年，物价有低昂，户口有息耗，安可不随时而加损？乞
令臣与诸郡从长斟酌，将合减之数开具闻奏，去其太甚而立为中制，庶几仰副圣
天子惠养斯民之意。”从之。於是镇江府丹阳、金坛两县一岁通减钱二千八百四
十四贯有奇，平江府常熟县每年与减一万贯，昆山、吴江县每年合与减发三千贯。
自此诸路有陈情，亦优减不一矣。
叶应诏条奏曰：“何谓一曰经总制钱之患？昔李宪经始熙河，始有所谓经
制财用者，其後童贯继之，亦曰经制，盖其所措画，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
所谓经制也。方腊既平，东西残破，郡县事须兴复，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移
用诸路财计，其时所在艰窘，无以救急，故减役钱，除头子，卖糖酵，以相补足。
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彦国以知江宁兼总制，括民财以数百万计，已散者视若泥沙，
未用者弃之沟壑。维扬驻跸，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
於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
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於州县之馀，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
号为士人，而其言如此，盖办目前者不暇及远，亦无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
百万而已。其後内则为户部，外则为转运使，不计前後，动添窠名。黄子游、柳
约之徒，或以造运船，或以供军兴，递添酒税，随刻头子，赵鼎、张浚相继督师，
悉用取给。而孟庾以职事之重，当总制之名，耆户长、壮丁雇钱始行起发，役法
由此大坏。二制并出，色额以数十计。州县之所趁办者，本不过数条，瓜剖棋布，
皆以分隶，一州则通判掌之，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胥吏疲於磨算，属官倦於催
发。酒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亏折官本；茶有秤头、息、油单、
压面；商税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宽剩；得产有勘合，典卖有牙契。至於後也，
僧道有免丁，截拨有糜费。故酒之为胜也，几至於二百；头子之去贯也，至於五
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贯计者至於千七百万。凡今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户
部经常之用，十八出於经、总制。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
从旁而嗤之。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於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江、湖为月椿，
两浙、福建为印板帐，其名尤繁，其籍尤杂。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
於此。向之学士大夫，尤有知其不善，叹息而不能拯；今之新进後出者，有智者
惊，有勇者奋，视两税为何物，而况远及先王贡赋之法乎！臣尝计之，自王安石
始正言财利，其时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无所用，坊场、河渡、免行、茶汤、
水磨、堆垛之额，止以给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吴居厚，可谓刻薄矣。蔡京
继之，行钞法，改钞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然未有收拾
零细，解落贯陌，饮人以不赀之酒，其患如经、总制之甚者。盖王安石之法，桑
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
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至其急迫皇骇，无所措其手足，则虽绍兴以来号为名相
如赵、张者皆安焉，又以遗後人。而秦桧权忮劫胁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弃馀
琐屑之以为国用者，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故总制钱不除，一则人才日衰，
二则生民日困，三则国用日乏。陛下诚有意加惠天下，以图兴复，以报仇怨，拔
才养民，以振国用，在一出令而已。”
又曰：“何谓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
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则为妄作矣。当其风俗之成，名节之厉，犹知利之
不当言，财之不当取，盖处而学与出而仕者虽不能合，而犹未甚离也。今也不然，
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馀习耳。
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於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政也’，
学与政判然为二。县则以板帐、月椿无失乎郡之经常为无罪，郡则以经、总制无
失乎户部之经费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监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
大於此者，而今也推是术以往，风流日散，名节日坏，求还祖宗盛时，岂复可得！
是则人才日衰者，经、总制钱使之也。何谓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说，必曰‘经、
总制钱者，朝廷所以取州县之弃馀，而板帐、月椿，各自以力趁办，其於民固未
尝明加之赋敛也，赢缩多少，惟人而已’，臣请以事验之，知州去民尚远，而知
县去民最近者也。月椿、板帐，多者至万缗，少者犹不下数千缗。昔之所谓窠名
者，强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数爪牙吏，百计罔民，日
月消削。盖昔之号为壮县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复可举手，今之所谓富人者，皆其
智足以兼并，与县官抗衡，及衣冠势力之家在耳。若夫齐民中产，衣食仅足，昔
可以耕织自营者，今皆转徙为盗贼饿死矣。若经、总制不除，州县破坏，生民之
困未有已也。何谓国用日乏？今岁得缗钱千五百万，昔三代及汉、唐不能进焉，
所以裕国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骤为孤注，与不博而丐其赢之
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为国有大计，自始至末，必有品节条章，岂有左右望
而罗其细碎不收之物？且均之为朝廷出纳也，又从而刻削其头子，卖酒取数倍之
息，若此者犹可以为国乎？使国不贫，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经、
总制钱不除，则取之虽多，敛之虽急，而国用之乏终不可救也。今欲变而通之，
莫若先削今额之半，正其窠名之不当取者罢去。然後令州县无敢为板帐、月椿以
困民，黜其旧吏刻削之不可训诲者，而拔用恻怛爱民之人，使稍修牧养之政。其
次罢和买，其次罢折帛，最後议茶盐而宽减之。若此，则人财不衰，生民不困矣。
夫财用之所以至此者，兵多使之也。财与兵相为变通，则兵数少而兵政举，若此
则国用不乏矣。陛下岂有爱於多财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举而天
下定，王业之所由始也。”
右经总制、月椿、板帐等钱所取，最为无名。虽曰责办州县，不及百姓，然
朱文公尝论其事，以为“自户部四折而至於县，如转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
势穷矣。县何所取之，不过巧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议者必且以为朝廷督责
官吏补发，非有与於民也，此又与掩耳盗钟之见无异，盖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
特藉此说以诖误朝听耳。”此至当之论。昔太史公论桑弘羊之善理财，以为民不
加赋而上用足，而司马温公谓其不过设法阴夺民利。然弘羊所谓理财，若盐铁，
则取之山泽也；若酒酤，均输、舟车之算，则取之商贾逐利者也。盖山海天地之
藏，而商贾坐笼不赀之利，稍夺之以助县官经费，而不致尽倚办於农田之租赋，
亦崇本抑末之意。然则弘羊所为，亦理财之良法，未可深訾也。至後世则若茶盐，
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税，官既各有名额以取之，未尝有遗利在民矣，而复别
立窠名，以为取办州县，所敛不及民，将以谁欺？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刘
晏所不道，虽蔡京、吴居厚之徒亦羞为之者是也。盖宋承唐之法，天下财赋除其
供辇送京师之外，馀者并留之州郡。至於坊场、坑冶、酒税、商税，则兴废增亏
不常，是以未尝立为定额。其留州郡者，军资库、公使库、系省钱物，长吏得以
擅收支之柄。景德以来，虽屡有拘辖此算之令，然祖宗法度宽大，未尝究竟到底。
熙、丰以後，驱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项钱物，则州郡所入，
亦复不少。过江以来，军屯日盛，国用大困，遂立经、总制等窠名以取之，虽曰
增征商之羡馀，减出纳之贯陌，而亦所以收州县之遗利也，然倥亻之际，不暇
审订，故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而额之重者不可复轻，督迫之馀，州县遂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