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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致於西北，以致散於夷狄，其利又特厚。此鬻茶之
法。
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
券，以茶偿之。後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於兵
食，欲广储峙，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
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
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钱，得券则转鬻於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
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贸易，以射厚利。繇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
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
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谓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
十馀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後虽屡变法以救之，然不能亡弊。
天圣元年，有司请罢三说，行贴射之法（即李谘所陈，见上文）。
景中，叶清臣上疏言：“尝计茶利岁入，以景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
收息钱五十九万馀缗，天下所售受食茶，及本息岁课亦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
见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收税钱，自是数
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废度支之本，不置榷场之官，
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後，
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
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人不厌取。”时下其议，皆以为不
可行。至嘉中，何鬲、王嘉麟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
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时韩琦、富弼等执政，力主其说，乃议弛禁，
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蜡茶禁如旧，
馀茶肆行天下矣。论者尤谓朝廷志於便人，欲省刑罚，其意良善，然茶户困於输
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给费不充。学士刘敞、欧阳修等颇
论其事，略言：“昔时百姓之摘山者，皆受钱於官，今也顾使纳钱於官，受纳之
，利害百倍；先时百姓冒法贩茶者被罚耳，今悉均赋於民，赋不时入，刑亦及
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时大商贾为国贸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
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敝等言不从。
民之种茶者，领本钱於官而尽纳其茶，官自卖之，敢藏匿及私卖者有罪（此
国初之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
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
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谓之贴射（此天圣之法）。园户之种茶者，官
收租钱，商贾之贩茶者，官收征算而尽罢禁榷，谓之通商（此嘉之法）。
治平中，岁入蜡茶四十八万九千馀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馀斤，茶户租钱三
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茶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总入茶
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见茶法得失矣。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建茶务，仁宗初，岁造小龙、小凤各三百斤，大
龙、大凤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蜡茶一万五千斤。小龙、小
凤，初因蔡君谟为建漕，造十斤献之，朝廷以其额外免勘。明年，诏第一纲尽为
之，故《东坡志林》载温公曰：‘君谟亦为此邪？’”
神宗熙宁七年，始建三司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於秦凤、熙河博马，
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
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
假常平及坊场馀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
殖五，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绢、绸、绵、草，各以其直折输，役钱亦视其
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令经度，即诸州创
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
直。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乃建议於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
实以布息助茶利，亦未免积滞。复建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东船载入蜀，而
禁商贩。未几，盐法复难行，宗闵乃议川陕略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於官场，更
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给赏。於是蜀茶尽榷，民始
病矣。
知彭州吕陶言：“川陕四路所出茶货，北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诸路既许
通商，两川为禁地，亏损治体，莫甚於斯。只如解州有盐池，民煎者乃是私
盐；晋州有矾山，民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乃百姓已物，显与解盐、晋矾
事体不同。恭惟仁圣恤民之心，必不如此。”又言：“国家置市易司笼制百货，
岁出息钱不过十之二，必以一年为率。今茶场司不以一年为率，务重立法，尽榷
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客旅，
日以官本变转，殊不休已，比至岁终，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此於市易之条
自相违戾。又客旅及侩人以榷茶，不许私交市，共邀难园户，於外预商计裁价，
园户畏法惧罪，且欲变货营生，穷迫之，势不获已，则一听客言，斤收实钱七
分卖之官，馀三分留为客人买茶之息。如此则园户有三分之亏，而官中名得其息，
自是园户本钱，客人无所费也。乞下本路体量更改。”不报。
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
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李稷加为五十万，及陆师闵为百万云。
初，熙宁五年，以福建茶陈积，乃诏福建茶在京、京东西、淮南、陕西、河
东仍禁榷，馀路通商。
王子京为转运副使，言：“建州蜡茶旧立榷法，自熙宁权听通商，自此茶户
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唯常茶，税钱极微，南方遗利无过於此，乞仍行榷法。”
元初，罢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军仍其旧。
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创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
禁，并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拌和者有罚，募人告者有赏。讫元丰末，岁
获息不过二十万，商旅病焉。元丰修置水磨，止於在京及开封府界诸县，未始行
於外路。及绍圣复置，其後遂於京西郑滑州、颖昌府，河州澶州皆行之。
哲宗元二年，熙河、秦凤、泾原三路茶仍官为计置，永兴、延、环庆许
通商，凡以茶易者听仍旧，毋得逾转运司和籴价，其所博斗斛勿取息。
侍御史刘挚上言：“蜀地榷茶之害，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
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
愿选使者考茶法之弊欺，以苏蜀民。”
右司谏苏辙上言：“盗贼之法，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千，今民有以
钱八百和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赏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顾轻重之宜。
盖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不识事件。”且备陈五害。诏遣黄廉等体量。
绍圣元年，陕西复行禁榷，凡茶法并用元丰旧条。
“徽宗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议大改茶法，奏言：“自祖宗立额榷之法，岁
收净利凡三百二十馀万，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
几五百馀万缗。庆历之後，法制浸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
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馀年，利源浸失。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
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县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
禁。凡置场地，园户皆籍名数，岁鬻於官吏，皆用仓法，园户自前茶租折税仍旧。
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於旁近郡县便鬻，馀悉听商人於
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於场，别给长引，从
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路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