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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甚。所以然者，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则人之常情，谁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设美官厚利进取之涂以诱人於前，而以苛法
空文禁之於後，是犹决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势必不行矣。”
参知政事欧阳修上言：“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
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
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
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厚薄於其。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
於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传》曰：‘无
作聪明乱旧章。’又曰：‘利不百者不变法。’今言事之臣偶见一端，即议更改，
此臣所以区区欲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谓‘偶见一端’者，盖言事之人，但
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
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
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
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
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此臣所谓偏见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国
家方以官滥为患，取士数必难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则须多减东南之数。今
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
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馀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
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减东南而增西北，则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
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东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
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当发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
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
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齐，偶有一路合格
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须充足十一之数，使合落者得，
合得者落，取舍颠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专以较艺取人，而使有
艺者屈落，无艺者滥得，不问缪滥，只要诸路数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
本欲多取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则寄应者争趋而往，今开封府寄应之弊可
验矣。此所谓法出而奸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广南东、西路进士例各绝无举业，
诸州但据数解发，其人亦自知无艺，只来一就省试而归，冀作摄官尔。朝廷以岭
外烟瘴，北人不便，须藉摄官，亦许其如此。今若一例与诸路十人取一人，此为
缪滥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尔，若旧法一坏，新议必
行，则弊滥随生，何可胜数！故臣谓且遵旧制，但务择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
如一，惟能是选，人自无言，此乃当今可行之法尔。若谓上习浮华，当先考行，
就如新议，亦须只考程试，安能必取行实之人？议者又谓西北近虏，士要牢笼，
此甚不然之论也。使不逞之人不能为患则已，苟可为患，则何方无之？前世贼乱
之臣，起於东南者甚众，其大者如项羽、萧铣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辈，
又皆起乱中州者尔，不逞之人，岂专西北？矧贡举所设，本待材贤，牢笼不逞，
当别有术，不在科场也。惟事久不能无弊，有当留意者，然不须更改法制，止在
振举纲条尔。近年以来，举人盛行怀挟，排门大噪，免冠突入，亏损士风，伤败
善类，此由举人既多，而君子小人杂聚，所司力不能制，虽朝廷素有禁约，条制
甚严，而上下因循，不复申举。惟此一事，为科场大患，而言事者独不及之。愿
下有司议革其弊，此当今科场之患也。”
按：分路取人之说，司马、欧阳二公之论不同。司马公之意，主於均额，以
息奔竞之风；欧阳公之意，主於核实，以免缪滥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艺取人，
则欧公之说为是。盖士既求以用世，则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訾，至於弃
亲匿服、身负过恶者，皆素无行检之人，此曹虽使之生长都城，早游馆学，超取
名第，亦未必能为君子。若以为远方举人，文词不能如游学京师者之工，易以见
遗，则如欧、曾、二苏公以文章名世，诏今传後，然亦出自穷乡下国，未尝渐染
馆阁，习为时尚科举之文也，而皆占高第。然则必须游京师而後工文艺者，皆剽
窃蹈袭之人，非颖异挺特之士也。
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初，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俱本於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
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进士额。诏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议之。
韩维请罢诗赋，各习大经，问大义十道，以文解释，不必全记注疏，通七以上为
合格；诸科以大义为先，黜其不通者。苏颂欲先士行而後文艺，去封弥、誊录之
法。直史馆苏轼上议，略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责实。使君相
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於学校贡举乎！虽
用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
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
使三代圣人复生於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尝立学矣，天下
以为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
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官立
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於贡举，
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兼采誉望而罢
封弥；或欲变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兴
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
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
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言之，
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
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
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
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於天下，而必欲废
之？”
上读轼疏曰：“吾固疑此，今得轼议，释然矣。”他日以问王安石，安石曰：
“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
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
贡举法不可不变。”赵是轼言，安石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
他路，其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
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
於是卒如安石议，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各占治《诗》、《书》、《易》、
《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
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
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
分之三增进士额，诸科如许用旧业一试後，非尝应诸科人得创以诸科求试。其
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进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
士者，乃得用所增之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盖欲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
向慕改业也。
按：科举不足以尽取人之法，然自隋唐以来，入官者皆以是为进身之阶，及
其人之贤否，则初不缘此。柳子厚《送崔符序》言：“今世尚进士，故天下举归
之，而更其科以为得异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