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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虽如《禹贡》所载入於渭，乱於河之类，所载者不过是朝廷之路；所输者不
过币帛九贡之法。所以三代之时，漕运之法，未甚讲论，正缘未是事大体重。到
春秋之末，战国之初，诸侯交相侵伐，争事攻战，是时稍稍讲论漕运之法，然所
论者尚只是行运之漕，至於国都之漕，亦未甚论。且如《管子》所论，粟行三百
里，则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如
孙武所谓千里馈粮，士有饥色，皆是出征转输，至其所以输国都不出五百里、五
十里，国都所在各有分，故当时亦尚未讲论。惟是後来，秦并诸侯，罢五等，置
郡，然後漕运之法，自此方详。秦运天下之粟，输之北河，是时，盖有三十锺致
一石者。地里之远，运粟之多，故讲论之详，方自此始。後来历代最盛，无如汉、
唐。在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岁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
漕运之法亦未讲。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众，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给之，所以
郑当时开漕渠、六辅渠之类，盖缘当时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然当汉之漕在
武帝时，诸侯王尚未尽输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
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当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与诸侯封疆相杂，诸
侯各据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时，所谓淮南东道皆天子奉地，如贾生说是汉初
如此。至汉武帝时，亦大概有名而无实，其发运粟入关，当时尚未论江淮。到得
唐时，方论江淮，何故？汉会稽之地去中国封疆辽远，开垦者多，粟不入京师，
以京师之粟尚不自全，何况诸侯自封殖？且如吴王濞作乱，枚乘之说，言京都之
仓不如吴之富，以此知当时殖利自丰，不是运江淮之粟。到唐时，全倚办江淮之
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有征行，便出兵，其不征行，各自归散於田野，
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於关中不过十万。後来，明皇府兵之法渐
坏，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己坏，是故用粟
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坏，所用粟不多。唐漕运时，李杰、裴耀卿之徒未甚讲论，
到二子讲论，自是府兵之法既坏，用粟既多，不得不讲论。且如汉漕系郑当时之
议，都不曾见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杰、裴耀卿之议，都不曾见於高祖、
太宗之世，但只见於中、睿、明皇之时，正缘汉武官多役众。唐中、睿以後，府
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
相关。所谓宗庙、社飨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
全视兵多少。且唐肃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诸镇，皆强租赋不领於度支。当时有
如吐蕃、回纥为乱，所用犹多。镇武、天德之，岁遣两河诸镇，所以全倚办江
淮之粟。议论漕运，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征
输，水次各自置仓。如集津仓、洛口仓、含嘉仓、河阴仓，渭桥转相般运，道途
之远，此法遂坏。自当时刘晏再整顿运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
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习，其操舟者所以无倾覆之患，
国计於是足。所以唐人议论之多，惟江淮为最急。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
之士脱巾呼於道，韩运米岁至，德宗、太子置酒相庆。可见唐人倚办於此，如
此其急。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到长安是一节。
所以当时漕运之臣，所谓无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所会於
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初时，润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河南、
陕西互相转输。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发足，所以韩由漕运
致位宰相，李因漕运飞扬跋扈，以至作乱。以此三节，惟是京口最重。所谓汉
漕，一时所运，临时制宜，不足深论。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时，漕运之法分为
四路：东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若是陕西之粟，便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
京师；若是陈、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师。京东粟自广济河至京师。四方之粟
有四路，四条河至京师。当时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无阻，
及入汴，大计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门、白波入关，自河入汴入京师，虽
惠民、广济来处不多，其势也轻。本朝置发漕两处，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陆路
转输之劳；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门，舟楫之利。若其他置发运，如惠民河、广济
河虽尝立官，然不如两处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谓岁漕六百万石，
所专倚办江淮，其所谓三门、白波之类，非大农仰给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
宗时，陆路之粟至真州入转般仓，自真方入船，即下贮发运司，入汴方至京师，
诸州回船，自真州请盐散於诸州，诸州虽有费，亦有盐以偿之，此是宋朝良法。
凡以江淮往来，迟速必视风势。本朝发运使相风旗，有官专主管，相风旗合则无
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迟速，何故以风为旗？盖缘风动四方，万里只是
一等，所以使得相风旗。真州便是唐时扬子江，後来本朝改号曰真州。运法未坏，
诸州船只到真州请盐回，其次入汴、入京师。後来发运岁造船，谓之发运官船，
与诸州载米发运，申明汴船不出江，诸州又自造船。虽有此约束，诸州船终不应
付，因此漕法渐坏，惟发纲发运未罢。及蔡京为相，不学无术，不能明考祖宗立
法深意，遂废改盐法，置直达江，无水处不如此。是时奸吏多，虽有运漕之官，
不过催督起发，其官亦有名而无实。大抵用官船逐处漕运时，便都无奸计。若用
直达江，经涉岁月长远，故得为奸，所费甚多，东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仓之粟
少似东南蓄积，发运有名无实，此召乱之道也。本朝漕运之法坏自蔡京，东京发
运本原大略如此。
●卷二十六·国用考四
○振恤
《周礼》：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厄；门关
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
积，以待凶荒（委积者，禀人、仓人计九之数足国用，以其馀共之，所谓馀法
用也。职内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馀财共之。少曰委，多曰积）。禀人掌九
之数，以待国之匪颁，赐稍食。以岁之上下数邦用，以知足否，以诏用，以
治年之丰凶。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上也；人三，中也；人二，下也
（此皆谓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若食不能人二，则令邦移民就，诏
王杀邦用。
汉高祖二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文帝六年，大旱，蝗。发仓庾以振贫民。
武帝四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於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禀，以振贫民。
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救，乃徒贫民於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
中士十馀万口，衣食皆仰给於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
费以亿计。
元鼎二年，诏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治。江南之地，
火耕水耨，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
民有救振饥民免其厄者，具以名闻。”
河内贫民伤水旱万馀家，汲黯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振贫民，请归节伏
矫制罪。上贤而释之。
昭帝元凤三年，诏曰：“乃者民被水灾，颇匮於食，朕虚仓禀，使使者振困
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
（武帝始开边，徒民屯田，皆与犁、牛。後丞相、御史复有所请。令敕自上所
赐予勿收责，丞相所请乃令其顾税耳）。”
宣帝本始四年，诏曰：“今岁不登，己遣使者振贷困乏，使农移就业。丞相
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输长安仓，助贷贫民，以车船载入关，得无用传
（传，传符也。欲之多，故不问其出入）。”
元帝初元元年，诏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务农，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
永光四年，诏所贷贫民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