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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变来变去，“变”得成了习惯，上了瘾，以至于杰克尔根本不用吃药也能变成海德。 这样弄得杰克尔十分尴尬甚至恐惧，因为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他说不准会在一个最需要“正儿八经”
，最需要“道貌岸然”的场合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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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刻，身不由己地变成可恶的海德。最后，杰克尔走投无路，只好自杀。在《化身博士》这篇小说中，海德先生无疑是本我的象征，或者说是本我的现实化、行为化。 在海德先生的人格结构中，自我这位仆人完全劝说不了主人，只好任其为所欲为。那么，杰克尔先生象征什么呢？——超我。《一仆三主》已经介绍过“超我”
：它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的三要素之一，它从自我中分化出来，代表个体的道德感与良心。 它不像自我那样左右周旋，上下调解，而是颇为强硬地压抑本我，管束自我。 当然，超我的权威时时受到挑战，有时甚至会败在本我与自我的手下。 杰克尔先生靠吃药化身于海德而放纵本我，这表明“杰克尔”作为超我的象征，对本我的骚动与喧哗已经无能为力了。超我是由“自我理想”与“良心”两部分组成，二者分别来源于孩提时代父母的奖励与惩罚。 例如，小孩总是因为整洁而受到奖励，那么“整洁”就成了这个孩子的理想之一。父母通过奖励孩子按道德规范行事，来向孩子传授道德标准，因此，所谓“理想”
，就是小孩从父母认为是道德的东西里得出的观念。良心正好相反，是小孩对父母认为是不道德的东西的观念。这类观念是在接受惩罚的经历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小孩，如果经常因为弄脏自己而受到惩罚，那么他就会把肮脏当作一件坏事。 自我理想和良心，就好像同一块道德硬币上的正反两面。 ——这枚硬币就是超我。为控制小孩的超我形成，父母常常采用哪些奖赏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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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洛斯模式——跨世纪的奇迹５６
措施呢？一种是物质上的，一种是精神上的。 物质上的奖赏是小孩所希望得到的，如食物、糖果、玩具、爸爸妈妈的抚摸；而惩罚当然是得不到上述东西，而只能得到皮肉之苦，如打屁股。 精神上的奖励指父母的爱，这种爱，是指通过父母的语言或丰富的面部表情所表达的赞许。 赞许，成了爱的标志；而取消这一标志也就是取消了爱，因而后者成为精神惩罚的主要形式。 当然，物质上的或奖或惩，也意味着对小孩的或爱或不爱，二者共同构成一种力量，一种在幼小的心灵中塑造超我的力量。我们在绪论部分，已经指出：“爱”
，是“爱洛斯人格”的真谛与灵魂。 人格塑造，始于孩提时代。 因此，父母能否正确而恰当地给自己孩子以爱（“不爱”是以否定的方式给予“爱”）
，对个体人格的早期塑造，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位成年人的人格构成中，超我对于自我、本我的那种控制力，正好比父母对于孩子的控制力。 像父母一样，超我具有实施其道德准则的力量，并通过奖赏与惩罚来实施它的准则。 这些奖赏与惩罚是由自我接受的，因为自我控制人的行为，所以自我要对一个人的道德或不道德的行为负责。如果某一行为与超我的道德标准一致，自我就受到奖赏。而且，自我甚至并不需要让实际的行为真正发生才受超我的奖赏或惩罚。 往往是自我仅因为想做（实际上并未做）什么事就受惩罚。 在超我的眼中，思想与行为是相同的，主观与客观之间并无区别——在这一点上，超我与本我颇为相似。 现实生活中，道德意识越强的人，其忏悔意识越强；越是有德行的人，越是可能遭受良心上的极端痛苦。究其人格心理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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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就在以超我对自我的“苛求”
：即便是坏的思想并未衍为坏的行为，超我照样因为自我想到了这些坏的东西而惩罚自我。当然，超我也是奖罚分明的。 超我对一个遵守道德规范的人说：“这段时间，你表现不错，现在你可以放松放松，去享受一番了。”这种享受，可以是美味佳肴，可以是安静地坐在立体声音响或电视机旁，可以是较长时间的休息，也可以是性的满足。 比如，假期，通常就被看作是对辛勤工作的一种奖赏。对于道德上的罪人，超我会这样说：“近来你表现很坏，你将受到惩罚，你将遭遇不愉快甚至不幸的事情。”
这种不幸，也许是肠胃不适、食之无味，也许是肉体受伤，也可能是丢失价值甚高的东西。 弗洛伊德关于人格构成的这种既复杂又微妙的功能的见解，说明了人们为什么会生病，会造成事故，会丢失物品的重要原因。 人们的所有的不幸，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做了错事的自我惩罚。这又分为两种情况：直接与间接。 你做了坏事，而你的超我（道德与良心）尚未泯灭，于是，你的痛苦就开始了。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或者你骑车上街，心不在焉，神志恍惚，闯了红灯，被交警罚款，最后又撞在汽车上，险些出了车祸……你有没有想过，你遭遇的事故，与你的负疚的良心，有直接的关系？
香港发生过这样一件案子。 姐妹俩谋财害命，她们做得很谨慎，因此未被发现。 可是，几周后，二人驾车出游，莫名其妙地出了车祸，姐姐当场身亡，妹妹奄奄一息，临死前吐露真相，自叹老天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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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洛斯模式——跨世纪的奇迹７６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句在我们国家妇孺皆知的道德箴言，通俗地表述了超我的惩罚性力量。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这句箴言，超我对于你来说，就具有了权威性与控制力，你的自我与本我就会因恐惧超我的道德惩罚或良心谴责，而时时收敛一己之冲动。超我的奖惩，还有一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那就是自豪感与自卑感。 自我做了有道德的事或产生了有道德的念头之后，就会因自豪而喜形于色；而当自我在诱惑面前屈服时，它就会自觉羞愧。 自豪与自爱相等，自卑与自恨相等。 这种自害和自恨，则又是父母的爱惜在个人心理上的内在反映。弗洛伊德指出，小孩的超我，并非就是父母品行的反映，而是父母的超我的反映。 成人可以口里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却是另一套；有时，父母要求孩子做的事，他们自己并不打算或者不可能去做。 因此，真正能对小孩的道德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父母不仅说了，而且还用威吓或奖励给予支持的东西。不仅仅是父母，社会的其他成员对儿童超我的形成也会产生影响。 教师、领导、警察——实际上任何一位可以管教孩子的成年人——都可以起到父母的作用。 当然，小孩对这些权威人士作何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他从自己父母那儿所吸收的东西。超我时时处处管束着本我与自我，却时时处处服务现实。我们知道，本我的冲动，一旦失去控制，就会危及社会的安宁，就会破坏家庭的和谐。 按照现存的道德规范，调皮捣蛋，惹事生非，对性行为好奇心过重，这类儿童被看成坏孩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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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同样，性生活混乱，违法乱纪，破坏性很大，这类成年人令人厌恶。超我的职责，就是管束或压抑这类人的本我。然而，超我的过于苛刻过于严酷的压抑，有时可能酿成对人格的伤害。 因为本我的冲动，以其巨大的能量，常常潜藏着一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如果引导得法、疏泄有方，便可成为对社会有益对文明的进程有推动作用的力量（如审美创造、文化建设等等）。因此，我们对超我的道德力量不可一味肯定。 道德的约束，对人类社会当然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若将“约束”升级为“扼杀”
；或者，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与道德并无关系的目的，而滥用“超我”的力量，对个体的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