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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像雪莱、济慈、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当然还有弗洛伊德、拉康、齐泽克等对梦的解析，梦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疑问
○：作为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你的书里有着一种不是很多见的时尚感，是上海这座城市所赋予的吗？
■：时尚和落伍、快和慢、多和少，人们乐于这样分类。从写作的角度看，我希望我落伍一点、慢一点、少一点。
○：“我对上海这座城市是冷漠的。但这是情人的冷漠。它包含了无数的触抚、思索和体会”，我想仔细听一下这个关于“情人”的见解。
■：你用手摸摸冰，那是会灼伤你的。
○：电影似乎是你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比较喜欢哪些导演和影片？电影对你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呢？
■：像侯孝贤、侯麦、塔科夫斯基、特吕弗、戈达尔、还有法斯宾德，大陆的姜文。我想把我的作品拍成电影，我是说自己拍。这就是影响。
○：问几个大家的疑问。《时光流转》里有一句体现了你是如何喜欢用长句：“我们需要留心杜拉斯中译本为我们营造的，在语言和时代的狂风中，那不易察觉的内心的摇晃之桥”……
■：现在已经少了，我试图减短，在“流水”中已有体现，像我才记的和刘索拉、阿城他们聊天后的文字：“夜豪雨。天亮散去，院内道路积水，阿城老当益壮，领头援墙而过”。我并不是说要完全变成短句子，慢慢来，有张有弛吧。
○：你特喜欢引用，小说里不断引用，散文里也是，才一两千字的《一切都有待艺术来拯救》里居然有十几句引文……
■：本雅明曾经希望写一本全部由引言组成的书。意味深长啊。
○：你的小说还给人一种“破碎感”，甚至有人说你写的不是小说，有兴趣再谈一谈“用洗牌的方式讲故事”和“反小说”吗……
■：那些喜欢给小说下定义的人，你还指望向他们解释什么？
○：大师在于不断超越自己，而中国作家越是到了壮年越是写不出好作品，要么重复自己，要么脱离当下，你怎么看？
■：各有各的原因吧。写作是多么艰苦的事，其他事情也一样，运动员的成绩要提高一个厘米谁都知道有多艰难，而唯有作家的写作好像是随便就可以自己把自己超越了。大师？要是对文学史有兴趣，就会知道他们都遭过什么罪。
○：“陈丹青有一次跟我说，你的身体里还住着一位女性。”受这句话启发的长篇《少女群像》大体讲的是什么，进展如何了？
■：关于这本小说我已经说得太多了。等它出版了我送给你看吧。
○：最后，有没有想过活跃于八十年代的作家（人）和生于八十年代的作家（人），对于文艺、生活都有什么不同？如今，经历了两个颇为不同的时代，自己有什么焦虑吗？
■：我不会因为年代而焦虑，我们要担心焦虑的东西已经太多了。
2006。6。1
从混沌到有序
孙甘露
大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大约二十出头的年纪，脑子里满是混沌的念头，饥渴、犟头犟脑，在街边的书店和市区图书馆里瞎转悠，为新书的墨香和旧书的霉味、为“迷惘”之类的字句所蛊惑，试图为自己的年轻冲动寻找成长的通道，偶然的，看到普里高金的这部著作。
首先，《从混沌到有序》这个书名吸引了我，“混沌”二字令我心向往之，仿佛为我内心的混沌找了个伴，它所简约阐述的有关耗散结构的理论，像诗歌一般占据了我。确实，那个时候，以及后来的很长时间，这些对我来说相当艰涩的理论著述，主要就是以它的诗歌般的美感影响着我。
即便以今天略有进步的我的理解力来说，笼统地讲，晦涩的理论——有人认为是由于翻译的原因使之愈发晦涩——因为我的一知半解，只能以半理解半感受的方式向它探询艰深之美。
并非我有什么殊异的特质，能够在任何未明事物中发现诗歌之美。坦白地说，时间再向前回溯，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在我最早接触到的康德的一本有关宇宙起源的著作，（你看到，虽然也是我的阅读的起源，我却连书名也已记不起来了。）就使我陷入了（注定的。）感知而非分析理解的“歧途”。
它们塑造了我其后的对晦涩事物的爱好，就像舞剧《红色娘子军》塑造了我对芭蕾的热情，《高玉宝》塑造了我对穷孩子的同情，《海港》塑造了我对上海和工人的认同，《朝霞》塑造了我毕生对小说的爱。
它们是我的阅读的基石，我的写作的向导，我的看似有序其实依旧混沌的认知的奠基时刻。
坦率地说，“耗散结构”这四个字，和“普里高金”这四个字，具有某种诗歌的韵律和对仗之美。这种理论的摘要，虽然我今天依然能够概而言之，令我能够就不同尺度空间中发生衍变的事物有一点基本的概念，但是的它的逻辑之美，它的艰深，如同其他通俗娱乐之于我的感官，比如动作电影的不可思议的动作场面，使我持续地沉溺于此。
我爱我不懂的事物，爱我不易透彻了解之物，爱阅读上的难点，并且爱对其不完全的克服。虽然晦涩令我徘徊，使我止步不前，沮丧，盲目，但是最终，它们使我趋向于透彻的了解世界的渴望。
真是奇怪，或者说，真是奇妙，晦涩之物，朦胧之物，教我趋向于世界的深处，使我享受思考之愉悦，永远向着不可征服出发，并且以此建立对世间万物的敬畏之情。
也许，这就是秩序得以建立的起点。
原载《新民晚报》2006/8/11《十日谈》
遇见拉斯普京
孙甘露
夏天快到了，奥列格又来了。下午去作协见奥列格·巴维金，他陪同拉斯普京一行来访。
一头金发的女诗人罗琴科娃，与六年前在圣彼得堡见到时别无二致，她问我是否还记得她。当然记得，她赠送的我无法看懂的俄文诗集还摆在我的书架上。批评家邦达连科发言时客套地说：《忆秦娥》很像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这部俄国第一代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以地下出版的方式见读者的。邦达连科谓之“两种文学有平行发展的地方”，这话我勉强能够体会。
俄作协主席加尼切夫面貌依旧，他授予草婴等四位俄文翻译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奖章和奖状；授予郑体武俄罗斯作协荣誉会员证书。“不用交会费。”他补充道。
而拉斯普京是忧郁的，他的讲话完全可以他的著名的作品所涵盖：《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为玛利亚告贷》、《告别马焦拉》、《活到老，爱到老》、《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下葬》。
见习译员十分疲劳，在他的断断续续的传译中，拉斯普京勾画了一个令他无比忧虑的时代。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已经不再翻译真正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西方竭力在表现俄国的混乱，负面的形象，对这样的文学进行了大量的翻译。自苏联解体以后，传统的俄国文学不再被西方国家所需要。
他认为，虽然俄国的文学也是多样性的，差异很大，但是传统的俄国文学被推向了边缘。人们缺乏对自己国家的信心，这带来另一个担忧，人们不知道这会持久吗？因为变数比成就多得多，没有谁喜欢落后、往复循环的斗争。
他几乎是半低着脑袋讲述着，神情和我多年前在照片上看见的一样，是那种介乎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之间的形象。他说，在此前的时代，作家经常讨论环保之类的话题，现在谈得很少了，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已经习以为常。他觉得，生活的危机感来自他们本身，国家经历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现在国家是在自我破坏。他不想猜测国家将被破坏至何样，他表示只是关心文学究竟会怎样。他说：“让上帝来决定俄国的未来吧。”
拉斯普京沉痛的讲话，使我忽略了后面博罗金关于网络作家在俄罗斯失败的、没有市场的分析。
会见结束，奥列格送了一张他在瓦尔代新别墅的照片，房子就盖在湖边的土坡上，窗户正对着寂静的湖面，离我们曾经住过的他那幢旧宅不远。
临别前，大家礼节性地在院子里的普绪赫塑像前合影。我无心参加随后的晚宴，奇怪而急切地回到家里，找出拉斯普京的著作；这一晚，我重回“八十年代”，重逢那个满脑子幻想的我，再见那个对世界满怀敬意的消瘦的年轻人……
写于2006年6月某日
（原载《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