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是在对一个我所不熟悉的时代进行文学性描述，这类描述所接触到的肯定是极少数人而不是本质。本质需要用别的方式来提供。
我所描绘的这些人渐渐地四散东西，逐渐地音讯全无，他们不是依靠地图册和望远镜就可以观察到行踪的那类人。他们通常深入无人区，要不就遵循古训“大隐于市”在地铁入口处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忽然消失不见了。这是一个穷光蛋们为了过上舒心日子东奔西走寻求幸福的时代，至于那些继续在家中面壁枯坐的人无疑是一些比较固执的穷光蛋。两者必择其一。
这是一次个人的告别，但是我将在何处与你们聚首呢？像马尔科姆？考利说的，你们“不愿意教导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教导”。那么，所有这些人还有重新会面的必要么？
我所要辞别的似乎不仅仅是某些人，甚至是整个八十年代，在这十年中写作和开始写作的人，在下一个十年中还会继续写作吗？
我所有的诋毁都是赞美，反之亦然。
当你咳嗽时读什么？
孙甘露
我有幸见过最时髦的人，阅读完全紧贴着时代。文革时，只读毛选和白皮书。文革结束就读数理化。谈恋爱时，只读《恋人絮语》。大学一毕业，就读MBA。最要紧的是，SARS来了，她只读和瘟疫有关的书。马尔克斯、加缪，都是名著，想不时髦也难。
想了一想，眼下我们这里的“瘟疫”作品，（电脑很无趣，打文艺，出来瘟疫。）也许因为作者是亲历者，反而可能有点将就。没有人喜欢瘟疫，但是人们喜欢关于瘟疫的作品，而且得在瘟疫流行时，顶风阅读。就像人们不小心摔了杯子会上火，但是愿意看撞汽车的电影。看看那个时代小红书的海洋，眼下全民的阅读真是退步了，时髦的事情让少数人给占了。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我想说的是另一位既轻又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因为他言说轻之不易，逐渐成为本地有分量的时髦。昆德拉变成了一个两难话题，读它使时髦的人和不时髦的人，彼此换位。而且来回换。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个译名放在一起，有点车轱辘话的意思。在我看来，这恰好是对于“轻”的最好的脚注。昆德拉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会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这是其他西方作家所不具备的。毫无问题的翻译大概是不存在的，很多东西在翻译中是很难一对一对译过来的。一句老话，两种文化的交流，总会有一些小的误解，有意思的是，这种误解传达了有价值的信息。中国读者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轻轻推开了一扇很重的旋转门——轻就在那上面的某一点上。
昆德拉是一个在小说文体上有很多想法，也做了很多试验的作家。 但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就像瘟疫或者艺术中的传染病。）并不是从他这儿来的。小说从十九世纪后期到整个二十世纪的多年中，从现代主义运动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应用，到西方大陆哲学向语言学的转向，是有一个大的背景的。应该从这个大的背景下考虑作家写作文体上的变化以及对事物的来回摆动的看法。昆德拉比较喜欢在小说中发表议论，就像他喜欢谈音乐一样，有一些议论是作为一种元素，运用到作品中，是服务于整个作品结构的。一如今日，人们将瘟疫服务于时髦。
当然，在非非典时期，人们更多的是从自己的偏好出发，有些人很喜欢昆德拉这样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携带了许多很有趣的信息——性啊，政治啊。 但有些人不喜欢，怎么什么事都是性啊、政治啊。在某种意义上，在昆德拉呆过的国家，性就是政治。
对轻的沉重的思考，一种高压下的幽默，另外，昆德拉的作品涉及到很多东欧人特殊时期的生活方式，以及从一种意识形态之下到达另一种文化环境之中，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微妙的变化。就像SARS过后的那段愉快的日子。把关于瘟疫的书收起来，再取出来，再收起来……
派对的精神分析
孙甘露
这是我勉强认识的少数几个英文单词之一，（我的强项是多种语言都认识其中的少数几个单词。要是有各类“比谁少”的游戏，我的排名相信十分靠前。）虽然我的手脚还算麻利，但是今天不乱翻词典，摘录词义，也不上网乱点Google，据信这是时下专栏高手必备的密技。我模仿维也纳的那位名医，以临床的方式，观察Party。
广义的聚会、舞会、酒会、这些词也许彼此覆盖，其中商务和凑热闹的特性却十分显著。这类社交活动本身无可指摘，我要说的意思十分浅显，在名酒和劣质酒的作用下，入场者全都亢奋地令人吃惊。“使人厌倦的晚会，令人局促不安的礼仪场合，” 在今天的上海从来不会使任何人厌倦和局促不安，真正使人不安的是你错过了某处的一个Party。
公众生活和私生活的边界已然消失，在这个逸乐时代，它的意思大致是，私生活就是公众的逸乐生活，书写、展览，挤来挤去的舞蹈，甚至戏仿这一切，都是私人生活公众化的手段。人们高度自觉地向公众让渡“绝对珍贵和不可让渡的”私生活。或者说，除了钱财，人们已经不再将此视为私隐。当然，你想要谁让渡他的私人财产，当然决无可能。
这是一个充满了黑幕但是没有隐私的时代。听到这句话，不要以为有人要发表什么不同政见，它的意思是，如果有谁还没有放弃自我，投身各类时尚圈子的狂欢，他就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这种车轱辘话，听起来蹊跷，倒也和文革时期的斗私批修活动相映成趣。
这种东西意味着什么，说中文的人大都知道，（你要是热衷于精神分析，就知道这句话在呼应起首的文字。）从中引出更深的寓意，在我看来实在多余，就像我们从可见的研究斗私批修时代的巨著中，找到的那点可怜的对文化、传统、体制以及民族性的语义重复的分析。
我们被当代的印刷物所驯化，我们无意识地演绎着某些低劣的教条，当然，相对低劣的演技就够用了。因为其中没有厌倦和局促不安之类的表情……
引文出自罗兰？巴特《明室》，他是我本周的搜索引擎。
秋天在瓦尔代
孙甘露
奥列格开车，周末一早我们就出了门。天气不错，比我们刚到莫斯科的那个阴冷天好多了。走莫斯科河畔——曾经叶利钦的坦克向政府大楼开炮的地方——绕了一小圈，去取前一天送去修补的备用轮胎。到彼得堡有六百多公里的路程，而且，俄罗斯没有高速公路。我们在一栋旧大楼的一个修车铺前等着。隐约觉着那大楼有点上海锦江迪生的意思。可不是，在上海原先那也是个修车的地方。立刻觉得跟俄罗斯好一顿亲热。奥列格的那辆值一千多美金的白色伏尔加挺能跑，结实。大家开玩笑说主要是俄国的钢材好。
出城的路上挤满了去度假的车辆，拉家带口的，莫斯科人好这口儿。那些车虽说又旧又有点脏。但是在阳光下依然闪闪发光。真的是遇上了好天气。大家慢慢地往城外挪，看起来谁都不着急。作为旅游者我们正好看着窗外发呆或者发感叹。什么都新鲜，包括公路边的麦当劳。在一阵小骚动发现了前方的柴可夫斯基故居之后，紧接着就是大红房子和大黄勾。正好我们停车去那里头放松一下。
渐渐地离莫斯科远了，公路上车辆稀少。奥列格开得很快，有一阵，一车人都不说话。近乎笔直的道路，两旁是大片茂密的白桦树林，仿佛因为阳光照射而闪动着枝叶。车就这么开着，一、二个小时，不见这白桦林有稀疏的时候。真是有点因植物而感动。这地方，够辽阔。
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们到了瓦尔代湖区。这里有奥列格花了四千美元买的乡间别墅，外带一个建在湖边的芬兰浴浴室。他总是在这儿，招待中国来的作家。在奥列格莫斯科的办公室墙上，有一幅瓦尔代的宣传画，郑体武教授为我们翻译，上面写着：上有天堂，下有瓦尔代。奥列格很为自己的乡间别墅而得意。他生长在彼得堡，现在莫斯科居住，每次往返两地，都要在途中的瓦尔代小住。斯大林、叶利钦、普京的别墅都在这个地区。他说。
放下行李，趁着天黑前的片刻，我们驱车去镇上采购这两天的食品。暮色中，除了那家小食品店的灯还亮着，小镇已经十分宁静。
深秋，在俄国乡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