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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被推远了的动荡背景，看似源自创作者的真实经历，实际上，那正是他们的冲动、反抗和美学。
《我走了》
孙甘露
事实上，关于让·艾什诺兹的小说，法国人已经说的够多的了，人们对他的赞美，即使在一个象我这样的中文读者看来，也是恰当的。这确实是一部值得仔细玩味的小说。
我不懂法文，我无法对余中先先生的译文发表看法，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如同我只在上海的一次讲座上远远地看见过这部书的出版者陈侗，他的光头，他在讲台上缓缓说话的样子， 他对法国文学的迷恋和热爱，使我信赖这部书。我们就是类似这样开始热爱文学的，独自阅读，再加上一点遐想，难道有谁是例外吗？
但是这部书显然是出自一部沉痛的电脑，（艾什诺兹使用电脑很有些年头了。）这部书的读者必须具备如下几点：一、有过混吃等死的经历。二、冷漠。三、空虚。四、在被情人抛弃时，为劈面而来的这样的话所击中：长大吧！
请不要误会，这不是一部在感情上弱智的纠缠不休的小说。如果有人因为什么事情还在祈求神灵，那么在让·艾什诺兹的世界里，上帝已经背过身去了。我们“生活在精神的郊区”，这让我想起了加缪，听命于“处于永恒的工地状态的激情”。（皮埃尔·勒巴帕）
我看见过许多有关午夜出版社的黑白照片，街景和人物。《我走了》这部小说，让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这是给我们这个艳丽纷乱的时代留下的一张精确细致的黑白照片。
这部小说的结构很容易被移作他用，许多流行元素都被幸运地涉及了，但是由他的观察所构成的对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的精妙描绘，使我们的态度和立场随着细节而转变。这是我看到的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敏感的“行尸走肉”。这句话不是让·艾什诺兹的方式，他不加引号，“他什么也不断言，他甚至不断言他什么也不断言。”让·艾什诺兹的逻辑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来过的地域，（指北极）尽管有好几个国家都对它多少声称拥有主权：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因为最早在这里进行勘察的人是从他们国家来的，俄罗斯，因为它离这里并不远，加拿大，因为它很近，美国，因为它是美国。”
保存在极地的古爱斯基摩人的艺术品，暗含着一丝微弱的冰雪般纯洁的光芒，而它的遥远和寒冷，以及对它的探险式的偷盗正是这个世界得以维系的古怪逻辑的一部分。这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的有点混乱的生活，对在他的生活中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等的冷漠态度，印证了他对一只电器插座的凝视与对一杯啤酒的茫然的连贯性。这话本来是应该反过来说的。
我读过一两本龚古尔兄弟的日记，但是说实话，我对《我走了》获得了该奖没有丝毫感想，它也不至于对我的阅读产生影响。顺便说一句，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每年都要在诺贝尔奖颁发前后，象来月经似的烦躁和不安。我想这不至于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我已经对让·艾什诺兹表示了我的敬意，而且我喜欢海明威这样的得奖作家。这种说法离让·艾什诺兹式的冷嘲热讽似乎远了点儿，但是既然是在一篇谈论让·艾什诺兹的短文里，保持点距离还是必要的。
我本来想说，让·艾什诺兹在中国不可能获得米兰·昆德拉一般的热烈追捧，这么说的依据是，让·艾什诺兹的人物除了对电器插座之类的东西作即时的反应，对所谓宏大叙事缺乏深入地思考。这样的阅读风尚是很难从一个热衷于政治消息混合着流言蜚语的环境中产生转变的。我们呼吁若隐若现的对于未知事物的敏感，哪怕这样做会使人们看上去显得有一丝羞怯和腼腆。
我希望我错了，因为让·艾什诺兹是如此地令人赏心悦目，带有一丝隐隐的倦意，仁慈而又宁静，微笑着，指点着你观看这个几乎被你忽略了的当今世界，“终于抓住这个无法抓住的世界”。
译与翻
孙甘露
从一件小事谈起。两年前，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胡可丽女士，代表法国彼楷尔出版社与我商谈出版我的小说的法文版一事，就首先翻译哪一部小说征求我的意见。胡可丽女士交游广泛，对中国当代文学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坦率的希望把我在《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上刊载的小说率先介绍给法文读者，但我解释说，这些作品，因其形态特殊，翻译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会有哪些困难。胡可丽女士自豪地、不假思索地说：“没有什么作品是法文翻译不了的。”基于我对法国文学的迷恋，（注意！我不懂法文。）我对此深信不疑。
半年以后，胡可丽女士来信宣布，他们决定翻译出版《呼吸》，她解释说，他们选择了容易翻译的。
无须讳言，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中文译本获得的，所以，翻译语体和古汉语、白话文、新华社语体、口语以及方言从不同的方面对我们的中文写作产生着极为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复杂之处首先在于，自始至终包含着反抗和默认。即使如诗人张枣这样长期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生活和工作的人，依然敏感于所谓“中文性”的问题。在诗人肖开愚的居所，我们曾就此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实际上不管你身在何处，不管是肉体还是精神上的移居，只要你还在用中文写作，就无法回避这一点。
当我们在谈论翻译语体时，实际上涉及的是中文写作中的文风“欧化”问题。自《马氏文通》始，汉语的语法即源自西方，人们相袭至今，似乎并无改弦易辙的打算，人们对“欧化”的疑虑表面上是对包含众多修饰成分的长句的质疑，在其深处则是对广义的修辞的不安。人们习惯于以无意识的、以日常经验的微粒所汇聚的立场，对文风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作出反应，而且将其简化为风俗、习惯、道德、伦理、传统、民族性乃至文化立场。实际上鉴赏所包含的对差异的敏感，在很长时间里与感性一起被排除在对艺术作品的认知之外。一如西利尔。康诺利所言：“巨人们逝去，说教的倾向抬头了。”看！我引用了西方人的观点，但翻译家表达的非常好。我想，不会有人以为，因为它们仅仅是有力的短句吧？
我私人有一些从事翻译工作的朋友，我从他们那里所得到的教诲和启迪并不仅仅来自于他们翻译的文字，我也不准备对“信、达、雅”之类的问题发表庸常之见，即便他们的工作包含了诸多错误。我倾向于阿克曼的观点：任何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总是建立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之上的，而有意思的恰恰是这些误解本身。我当然不是在为常识性错误开脱，但有价值的工作常常蕴含着试错的冲动。
我的更进一步的寓意包含在王一川先生的一席谈话中。王一川在英国留学时，指导教授特里。伊格尔顿在与他的第一次谈话中，建议他在提交的论文提纲中慎用“纯洁性”和“永恒性”这两个概念。伊格尔顿认为，这两者必然包含着具体的历史内容和意识形态。
无疑，形式冲动也是广义修辞的一部份，一件事用小说来叙述和用昆曲来表现当然是十分不同的。虽然有许多幸灾乐祸的论调，虽然批评家吴亮和小说家陈村对他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断批评实践和小说创作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但我依然将此与中国文学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境域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失望和焦虑正是文学试图确立自身历史的一种表现，“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米兰。昆德拉进一步强调：“一种艺术的历史之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因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不同的事。如果前者不属于人，如果说它作为人在其中无任何把握的外来力量而君临于人，小说的历史则产生于人的自由，产生于他的完全个人的创造，和他的选择。”（《被背叛的遗嘱》）
我有幸结识的另一位翻译家是王道乾先生，我试图在记忆中复苏那个寒冷的冬日下午，为我自己。
那个场赴，对于一位卓越的翻译家，并不是仁慈的。而对于一位老人，仁慈却又是必不可少的。我不想强化那个冬日的萧瑟的意象，但对于一位老知识分子，那确实是一个象征。他取出法文版的图文集《杜拉笔下的地点》，打开给我看，那些黑白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