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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农村在气质上是不一样的，并不能反映整个时代的思考，也没有上升到母亲、家乡、存在这些根本性的东西。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中的乡村，可以归纳出两个传统，主流以关切和尊重的态度来看待乡村，带着挽歌的意味，写贵族之家的破落，传统生产方式的消失；还有一种是写乡村的愚昧、落后、肮脏、男欢女爱、强烈的原始性欲，这样的作家也有不少。
在目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还是有作家认为，俄罗斯的出路在乡村。
现在俄罗斯作家比前苏联时期境遇差，严肃的读者少了，文学期刊的印数下降了，但文坛十分热闹，文学奖项空前的多，文学活动空前的多，作家抛头露面的机会空前的多。可能这也是后现代的特点，众声喧哗，自说自话。
谁在创造张爱玲？
孙甘露：“解禁”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比如张爱玲。她的作品被“解禁”之后，从之前被“压抑”的状态中，一下子被强调出来。
这还是一个契机的问题。如果张爱玲一直在文学史上存在的话，今天读者对她的反应会不一样。她是一个新出现的老作家，又是海外返销进来的，这些因素都影响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另外，张爱玲在1990年代初出现，其实也迎合了时代的需求。1990年代人们对世俗生活有强烈的追求，所以人们反向去追求1930年代的旧上海，和张爱玲互相推动。是文学，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寄托了当下人们的旧上海之梦。其实，张爱玲的眼睛是很悲凉的，并不描写一个温柔富贵的海上繁华梦。但很奇怪，她写的什么不重要，她本身变成了一个代码，一个温柔富贵、代表旧上海之梦的、被消费的符号。
郑体武：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有趣。歌德有两句诗：“爱在深夜里创造了你，你也在创造。”当我们在阐释阅读张爱玲的时候，仿佛张爱玲在创造我们，实际我们也在创造张爱玲。
孙甘露：通常都如此，我们读自己想读的东西。
郑体武：“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张爱玲作品我读得很晚。老早就听你讲过她，有一天午休的时候，翻看一下，先看了一个短篇《霸王别姬》，心想，嘿，这个张爱玲，非等闲之辈，以前看低了。女性作家一般比较感性，琐碎，不做形而上思考，但张爱玲不琐碎，也不十分感性，她非常冷静，语言干净，纯熟，很有表现力。今天作家很少有这样的语言能力。我觉得作家是这样，看气象看得出来。你不要看他写作的时候，看他坐在那里，看气韵，感受气场。我写过一篇短文，《真假诗人之辩》，真正的诗人，不写诗的时候也是诗人；假诗人，诗写得再多，也如勃洛克所说的，那叫“诗歌短工” 。有人说，我的这个要求太高了，人和文应该分开。但我接触的作家，尤其是俄国作家中，很多都有一种精神在，通过他的眼神、情绪，能够感受出来他活在文学中。
比如，俄国作家里丘金，几乎家徒四壁，但看他的眼神，几乎可以感受到他所关怀的东西是什么？不是琐碎的事物，他的精神早已超越日常的琐碎生活之上。
孙甘露：里丘金，他就像个农民一样。。
郑体武：他就是个农民。
孙甘露：但是非常沉静，他跟别人讨论的可能不是文学问题，而是很具体的日常生活，比如，这幅画是妻子画的，蘑菇是自己从山上采的，但却可以感觉到他的气质。像我以前见过法国的米歇尔？布托，老先生坐在那里气定神闲，真是洗尽铅华。我见到他就想，哎呀，我要看一下他写的东西，就是这种魅力。
从80年代到90年代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对几代作家影响都特别大，但不是在当代。自198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文学的主要是拉美文学，随之而来的是一股东欧旋风，包括米兰？昆德拉，这也契合了当今中国文坛思想界的需要。
小时候读很多俄苏文学，当然我们这一代人是生长在精神文化饥渴的年代，只有这些作品可以读，不像现在的青年，自主选择的余地很大，但他们也有受媒体、舆论引导的成分。所以中国迫切需要真正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立。
所以，俄罗斯文学，比如“白银时代” ，在中国已经不可能有当初的影响了，最重要的是时机。如果他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引进，影响也许会更大一些。但是90年代，文学已经跌入低谷。还有，“白银时代”作家的特点是，精神很丰富，文化底韵很深厚，都需要坐在书斋里仔细咂摸，都不是快餐，随便读读就能消化的。在90年代这样一个商业社会，有几个人能静下心来去读它们啊？
孙甘露：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确是中国文化的转折点。不是对具体作品、行为和个人的限制，而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内心，影响了文化的方向和风气。在威尼斯电影节的时候，有人请阿城谈中国电影，他说了一句话，情势强过人。有时候外部的局面，会影响到你。
80年代我觉得有非常好的气氛。各个领域都有热情，是一个有理想的年代，文学是跟一个时代、人的梦想、对国家的复苏、对文化的前景联系在一起的。
我是1989年进入作协的。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我做了一些业余的个人创作，但仍然感到自己在一个集体里面，这不是一个具体的集体，不是单位，不是小圈子，就是一种氛围。
郑体武：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浪漫主义时代。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文化从浪漫主义进入后现代，当然我说的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要是指精神特征。
“万岁！我只他妈的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 ，这是北岛写的。北岛居然能写出这样的诗，七八十年代之交，北岛是一个标准的浪漫主义诗人，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孙甘露：90年代确实走向了实用主义，提出所谓“新写实”的概念，80年代那种在文体上的实验、探索，被消退了。
且不论文学成就，我觉得这种潮流也迎合了当时社会对现世生活的关注。没有路了。所有人都回头了。转向建设当下生活，买房子买汽车出国留学啊。现世的东西第一次被呈现出来。
虽然是现世的东西，但也包括理想色彩，因为，此前中国人的世俗生活是被严重贬低的，拎一筐鸡蛋去市场上卖掉都要被抓起来，忽然之间，房子汽车不仅仅是房子汽车，它还包含了生活理想，总算可以像一个人一样的生活。这其中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但我觉得有这个倾向。
拉美文学：轻灵、肉感
孙甘露：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刚才我们讲到80年代拉美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我觉得，那个特殊时代的中国人，不需要现实主义的东西，而需要魔幻的、浪漫主义的东西。
郑体武：其实拉美文学，在气质上跟中国文学很相像，法国文学也如此。我读拉美诗歌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倒是前苏联/俄罗斯人在精神气质上和中国人离得非常远。这当然和语言的决定因素有关，俄语和汉语离得是非常之远的。孙甘露：就此推论，法国文学或者法国人的气质的形成、法国文艺上的倾向性，是不是跟它是拉丁语系有关，因为拉美也是拉丁语系。。
孙甘露：就此推论，法国文学或者法国人的气质的形成、法国文艺上的倾向性，是不是跟它诗拉丁语系有关，因为拉美也是拉丁语系。。
郑体武：都比较浪漫热烈、肉感。中国文化是很有肉感的，宗教感不强，所以德国文化和俄国文化离我们比较远。
孙甘露：俄国文学，从翻译来看，是比较内省、沉思、凝重的，而拉美文学，是比较声色的，这和中国文化有相通之处。
郑体武：我一开始听说《百年孤独》的时候，心想非得50万字以上不可。谁有这个气魄叫“百年孤独”？你看《战争与和平》，没100万字下不来啊。没想到《百年孤独》很薄一本，我就觉得拉美文学还是跟中国文学、法国文学一样，崇尚轻灵。
在俄国，如果写培根式、蒙田式的散文，别人会瞧不起你。一定要写大部头，巨著，长篇。契诃夫在文坛一直得不到承认，为什么？人家说他就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
诗人也是。我曾经问过我俄罗斯大学的老师，论抒情诗，普希金和勃洛克谁高？他说，还是普希金高，我问为什么？他说普希金写了很多长诗，大型作品，勃洛克就三首长诗，一首还没写完。他说，没有大呼吸、深呼吸作品，得深呼吸啊！所以俄国人评论一个诗人的高下，长诗是个重要指标，不像咱们中国单练抒情短诗。
孙甘露：先秦散文，赋，唐诗宋词，都用了片断式的思考方式。当然，中国当代作品也会受西方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