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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博：你的写作就是要提供另外一种可能？
孙甘露：我那么写倒并不是要为中国文学提供另外一种可能，而是为我自己提供一种可能。如果说读到很多令你很兴奋非常有新鲜感的东西，你可能就不写作了，因为你完全满足了。如果可能性比较少，你会觉得，我有一个想法，好像没人这么做过，你就会做一下。当然这是一个简化的说法。
韩博：邮递员的经历是否曾经帮助你建立了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呢？
孙甘露：没有。其实那时候并没有很多时间胡思乱想，因为你要上班谋生嘛，在有很多很具体的事情。当然它可能给了你一个从很细部的角度观察这个城市的机会，但这个城市不这样观察我也已经很熟悉了，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儿，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住过很多地方，我认识的所有的人，发生的所有的事，都在这个城市里。你要说完全没有影响呢，我觉得——也不是这样，但不是直接的、决定性的。我写过一篇小说，叫做《信使之函》嘛，与信使是有关联的，别人可能会以此来寻找某些联系，但那个小说完全是幻想式的，是语言实验的一个东西，跟具体的城市具体的职业完全没有关系，它是沉思式的哲学式的东西。是因为信使这个词的美感。我的写作更多地还是从文学中来，它跟现实不一样，是基于文学史的考虑，因为写作不是孤立地冒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基于作者所受的整个的影响而来的东西，这个影响有时候是现实，但就像马拉美所说的，世界是为了成为一本书而存在的，就是说你必须首先有一个观察，否则它不会涌现到你面前来的。文学培养了你看世界的方式，是文学史，是你前辈的作家培养了你对世界的看法，再以你个人的经历来印证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你的个人经历培养了你描述世界的方式。
韩博：就你当下的写作状态而言，有哪些与以往不同的变化？
孙甘露：叙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是与广义的修辞是联系在一起的，遣词造句啊，文风啊，文体的意识、追求啊。还有一个就是处理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因为以前，可能相对于当时的文坛来说，更风格化一点，个人标记更明显一点，对自己来说是有意思的，带来一种兴奋的感觉，就像年轻人去恋爱一样，这个恋爱可能是苦涩的，可能是无疾而终，可能是失败的，但当初去恋爱的热情是真实的。青年时代的写作有相当多的年轻人的热情在里面。渐渐地，随着阅读，对文学的态度产生了变化，趋向于更准确，更精确。当你要表达一些不太稳定的东西的时候，你也不用一种相应的不太稳定的方式来表达，而是用一种相反的，或者说……你的修辞方式变得丰富了，不再像一开始那么极端。但也很难说你这是一个退步还是进步，因为文学的方向并不是单一向度的，因为文学史里，并不是新写的就比老的好，没有这样一回事。
韩博：你如何评价自朦胧诗以来现代汉语的写作？
孙甘露：其实汉语的写作，我觉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诗人小说家共同的努力使这个语言的写作发生了改变，它的面貌变化了。有些人可能更重要一点，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包括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所有这几代人共同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文学活动可以从北岛他们算起，这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写作，从朦胧诗开始，到知青文学、所谓的先锋派文学，一度的新写实主义文学——当然这些命名都可以再商榷——甚至包括那种商业化的写作，电视文化的写作，都是不同方面。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诗歌写作，这种努力真是非常艰苦，因为诗不能给你的个人境遇、个人生活带来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其实是一个纯然精神的活动，所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人是要吃饭的。我觉得这真是很了不起的努力。你已经看到了，汉语写作的面貌被改变了，跟五十年代，跟三十年代相比，你再去看，胡适之啊，鲁迅啊，这些人写的东西，他们写作的汉语是一个什么样的汉语，今天的汉语是一个什么样的汉语。而且中国文化经历了文革，如此重要的一个折腾的，一个剧烈的变化的时期，文革语言，毛语言，新华体……但从七十年代朦胧诗的写作开始，三十年，现代汉语被改变了，很了不起。它不仅对写作，而且对几代人也产生了影响，比如态度。毫无疑问，这几十年中国诗歌的写作也受到翻译诗的影响，这并不是一个丢人的事情，这是个好事情。这种影响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它也是在以一种受影响的方式来表达与世界对话的关系……俄罗斯人有谚语，说：脸对脸，看不见脸。就是说你跟时代贴得太近了，你很难正确地估价它。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觉得你可能看这张脸看不太清，但这张脸很大你总能看见吧，大脸还是小脸，方脸还是圆脸，这个你总是知道的——现代汉语的面貌被改变了，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影响了那些单个的人……
2004年10月21日采访
2004年10月23日整理
轮渡——孙甘露答《上海壹周》
（作为一个敏锐和主观的描述者，孙甘露在他的众多作品里和《一个人一个城市》一片中对上海作过独特的描述。下面是《上海壹周》在一个以轮渡为主题的城市专题报道中对作家的采访。）
上海壹周：如果仅把“轮渡”做为一个词汇，您会怎样解读和运用它？
孙甘露 ：如果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差异系统，具体的语言现象要在上下文里观察，才能发现它在“上海”的意义。就像在日常生活里轮渡所意指的那样：它是摇摆的、居于两者之间的、过程，并且是很不稳定的。诸如此类。
上海壹周：轮渡在您的那些作品中出现过，在您的作品中它具有怎么样的意象并起了什么作用？
孙甘露 ：它多次被提及，但是都是在非虚构的作品中。所以，它的意义只是它的第一义、最基本的含义。不涉及它的引申义。但是，事物本身总是意味深长的。
上海壹周：您对上海的轮渡有那些印象？
孙甘露 ：陈旧、拥挤。因江水、人流、机械而产生的刺鼻的气味。焦虑、茫然或者麻木的人群。当然，当乘客不多时，它有一种萧索之美。
上海壹周：您对轮渡的记忆开始于什么时候，又结束（模糊）于什么时候？
孙甘露 ：我记忆中第一次坐轮渡是在少年时代，在我父亲部队的军车上，在远郊，是那种过汽车的大型轮渡。结束？在我的记忆中它永远都不会结束。
上海壹周：特别对那条轮渡线有特殊的记忆和经历？（ 或特别对那个时期的轮渡有特殊的记忆和经历）
孙甘露 ：其昌栈轮渡。上的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平凡的经历。如果说它特殊，只是它陪伴了我青少年时期许多寂寞的时光。
上海壹周：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的职业作家，您怎么看待城市里的轮渡，它在上海或在外滩的过去和现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孙甘露 ：首先它是交通工具。虽然，它会因经济、工艺及时代的变迁而更替，但是，它永远都会在那儿。它令我们对自然保持一点微弱的意识，令我们知道城市并非全然是人工的产物。它减缓了我们抵达某处的速度，令我们因工具而思考。
上海壹周：上海的轮渡作为城市的一部分表现的是草根气息多一点，还是殖民气息多一点，又或是两者的混合物？（如果都不是，您自己的描述是什么？）
孙甘露 ：它当然是我们底层人群出门谋生的交通工具。如果它因为什么人的描述而逐渐地布尔乔亚起来，那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出了问题。
上海壹周：如果把轮渡看做承载城市某种情绪或气质的物体，您认为上海轮渡承载的是什么？
孙甘露 ：生活的艰辛、漫长和无奈。
就昆德拉答《外滩画报》
孙甘露
1，您作为一位对语言非常敏感和自觉的作家，如何看待昆德拉的语言特点？
孙甘露：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语言问题都是第一性的。而第一流的文体家的作品则包含着更为丰富的意识形态信息。从译文的层面看语言问题，其实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学问题，也是影响的焦虑之一种。对于其他语种的读者来说，理解的难点，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将永远存在，并不因为读者对母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理解的增加而减少。不然的话，人类真是太幸运了。
2，您是否觉得如果不能直接阅读其作品的法文原文，会使您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感到困难？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