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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温斯基的故事是世界性的，在一个后现代社会里，它变成了一只无法着地的水晶鞋，就像魏斯在《马拉/萨德》中说的：想要抓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悬置和无法悬置集于一身，世界已衍变成了一个水晶宫，通体透明，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影和隐私，没有任何事物是不被涉及的，一切都被详加谈论，这可能正是女性乃至其他事物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语言已被无度地使用，而沉默则被闲置着，一如耳朵和我们的感知被闲置着。这个世界的疯狂之处在于，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
尽股能好的生存、受最好的教育、选择最好的职业、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还有，可能的话，做超级大国的总统的情人？这着实令历史迷惘。
未来或者说二十一世纪，除了世界银行，谁用得着展望它？
女性问题，女性主义文学及其引发的相关话语，在经过漫长复杂的争论宣传之后，任何断言都会显得武断草率。虽然波伏瓦的划时代的著作《第二性》的中文版也已经出版近十年了，但倘若再有什么划时代的著作，就像人们开玩笑时所说的：这个时代就要被划得更加支离破碎了。人们需要统一性，莱文斯基不是莱文斯基，而是女性！竿像人们说女性要工作、要职业、要上体位一样，人们要操纵一切，而不是要一只从未尝过的苹果，是啊，哪儿还有这样的东西？这些早已在她们的身体上刻写着。
噢，曾经有人说过：当你说你了解女人的时候，你就要犯错误了
《回忆音乐》
孙甘露
我一直在想，那些曾经带给我震憾、享受和安慰的音乐——它们通常是一些片断，一但我试图用文字来陈述这些感受时，我是否已经远离了它们。它们来自天国，由一些特殊的人所记录，并且传达给我们，使我们在感动之余，还想用音乐之外的方式向其他人转述我们的感受。这些衍生的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
七十年代，对我来说是一个收音机的年代，一台我母亲结婚时购买的布面木壳的电子管收音机，另一台是我父亲去越南前买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从红灯记到莫扎特，都伴随着沙沙的电流声，在那个年代，那些噪声仿佛是音乐的天然部分。正是在那些沙沙声中，我初步在音乐中领会到纯净的含义。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巴托克根据匈牙利民间音乐写作的钢琴曲集，马斯卡尼《乡村骑士》中的间奏曲——姜文在他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将它作为影片配乐的主题，这仿佛是马斯卡尼专为这部影片而写的，它与影片是如此地契合，似乎隔着时间和地域，人们在精神上有着共同的故乡。
岁月就是如此流逝，我们在一种异国他乡的音乐中建立我们的记忆，那些可以触摸的旋律，和声。就我个人而言，那是一个古典音乐的时代，一个交响音乐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在那些年中，生活是被提纯和压缩过的，一切都被吸纳进序曲的号角和终曲时的隐隐而来的隆隆鼓声之中。这是一个隐喻，某种东西从一开始就带有结局的徽记。
紧接着，一个声乐的、卡式录音带的八十年代到来了。日本的器材，邓丽君和帕瓦洛蒂，亚洲流行乐坛和欧洲歌剧的双峰，这两位天才的歌唱家，把人声的意义从声嘶力竭和装腔作势中解放出来，他们使许多嗓音黯然失色，也使更多次要的声音学会了如实地表达自己。
他们建立了一种声乐的标准，不是为歌唱家，而是为听众，这就是天赋，有些东西是学习所达不到的。选择倾听有时比选择倾诉对自己更仁慈。这使我们免受自己的骚扰，得以获取真正的享受。所以说，八十年代也是一个聆听的年代，与其后的九十年代适成映照，那种同样由日本器材带来的娱乐，使其后的日子充满了噪声。
仿佛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一种讽刺，九十年代无可避免的成了一个器材的时代，激光唱片对录音带的取代，主要也是因为音质的改善，人们要求听到最纯净的声音——在一个最嘈杂的时代。这的确是意味深长。
在文字的描述中，虽然我们的感受会显得繁复，时间却是被压缩了的，而当我们聆听音乐时，时间却是绵延的。它向着一个方向或者无数方向伸展，回复。它触及我们内心最潜在的部分，犹如招魂一般唤醒我们。虽然这也是一个俗见，但是，是一个最深情的俗见。音乐就是如此伴随着我们的尘世生活，使我们得以发现我们的影子，另一半，希望和灵魂。
虽然我有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把我听过的曲目列一张单子，但是这种每个人都有的单子，并不总是怡人的。一如有的朋友，喜欢向你推荐曲目，有的则乐于向你推荐版本，有的人向你推荐乐章，更有人不厌其烦地向你反复播送某个乐句。这种个人的嗜好，虽是善意和积极的，却时常带有喜剧性的偏执的色彩，一如它的反面，空泛的谈论显得不着边际，却有着广阔深邃的寓意。这两者都以文字的方式围绕着音乐，赋格式的，对话般的，带着诚挚和恳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音乐是一种记忆，一种无处不在的记忆，同时，它也是无处可寻的，虽然它时常以某种版本作为标记。
《隐去名字的酒吧》
孙甘露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那么多少会有一点惘然若失的感觉，你在那里度过的岁月，就是你失去的最基本的东西。它们像沙子一样在你的指缝间流走，悄无声息。在你叹息它的流逝的同时，你已经忘却了曾经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消磨时间，艰难地打发它们的。拥有和丧失，时光硬币的两面，享有它也就是磨损它，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流通，维系着这一切的也许是一部书，一家工厂，一个孩子，一种影像，或者，一个无从期待的人。这一次，我要看看是否会是一家酒吧。
隐去它的名字吧！一如我不是要炫耀那些逝去的岁月。而且，在我看来，一家酒吧在街边静静地虚掩着门，更符合它自身的形象。
它座落在一个僻静的大院子里，不远处矗立着著名的普希金铜像。
一个下午，我和我的朋友郑体武以及我的小说的俄文译者娜塔里娅路经它时，曾想进去小坐一会，但它在下午是不营业的。一个严肃的侍者瞪着一双鱼眼通知我们。在另一个夜晚，我曾在它的窗前不合时宜地想起过普希金的诗句：幸福迷人的星辰。
但是，它是喧闹的。虽然在晚餐时间，一个四重奏小组适度地演奏着，而随着夜色的降临，也是逐渐地将气氛引向喧闹。直到菲律宾乐队登台，宣布一个震耳欲聋的夜晚的开始。
我在那里消磨过一些夜晚，每次，尽我可能地呆得越晚越好，享受或者忍受那里的音乐。啤钙、牌戏、衣着入时的男女，空气中香水、发胶、烟草和德国甜品的气味混合着。客人们互相似看非看地散坐着，若有所思地交谈着，或者无所思虑地等待着当晚的最后一支歌。
据称，它的内部装潢所使用的材料，来自于前东德一家被拆弃的教堂。一个德国统一的衍生物。这个未经证实的传闻，也已成了它的内部装饰的一部分。它的内部仿佛是一个带楼座的剧场，用餐的人可以凭栏而坐，音乐从底层冒上来，混合着用餐者的闲谈，又从天花板上反弹回去。这中间会有一些故事的，但是我们还是暂且别去理会这些吧！再过五十年，杂志上也许会有这样的标题：上海人为什么迷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如人们今天在问，上海人为什么迷恋三十年代？
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隐秘的对应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怀旧之风也许正是对未来的召唤。
追忆是永远不会碰壁的。它化解了人们面对现实时产生的诸多忧虑，这种优雅的伤感是作为一种弥补而存在的。正所谓，“美依赖于它同目的的关系。”一个曾经存在的上海如果未曾被充分的读解和意识，那它就是不存在的。过去的上海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过去时代，它对今日的上海人来说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它具有一种紧密的上下文关系，它是由今日文化的境遇来界定的，它是历史环境的产物，而这中间，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革命从相似的角度对此起了一种催生作用。人们怀恋的是一种不可见的生活方式，它的动力来源于它的虚幻，它的无处不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