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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海的翻译家，王道乾先生与汤永宽先生，这些翻译家的译文构筑了上海的另一个外滩，另外一种若即若离的美。
沿着堤岸，向左右两侧望去，在目力不可及之处，分别是上海的老城和港区，这是上海最为拥挤和最为空旷之处，对我而言，这都只是偶然的与童年的嬉戏游玩相维系着，它们所代表的繁杂和辛劳，在当时都仅仅是为碎片般的记忆而存在的。南市更像是庙宇的后院，在人间含辛茹苦的烟火之上，带有一丝天国的微光，而港区在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略显冷清的货栈，有些货物经年累月也不见有人挪动，这只是一个孩子们放学后闲逛的地方，它的郊区式的孤寂，码头工人也许是看不见的，一如孩子们所难以触摸的那个令人筋疲力尽的成人世界。
在未成年的时候，我一度喜欢上了黄浦江上的渡轮，花几分钱，随着人流来回摆渡令我沉思我一无所知的事物并且获得慰籍，江面在四季中的形态以及风雨中水面那令人窒息的味道，是最初令我产生迷惘之感的东西。流水天然地变成了一个象征，它的波澜和雾气绵绵不断向两岸涌去，似乎要使潮湿的南方陷入更深的纠缠之中。
后来，我离开江面越来越远，更多地在街道上徘徊、流连和观望，我所幻想的那个黄浦江畔的上海，消失了，因为时间的拨弄，我的杜撰的热情也消失了。我想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杂 志》
孙甘露
在我看来，读者与杂志的关系，有一点类似于球迷与他所喜爱的球队的关系。基于一点喜剧性的区域性偏见，一点现代性的对资讯的饥渴，一点悲剧性的对零星阅读的依赖，还有，一丁点头脑的优越感，杂志给我们一点角度，一点立场，适量的现实和适量的观点，另外，它还如潮汐一般周期性的光顾我们。如此看来，它还受必然性的支配。
虽然它涉及的是一个充满混乱和偶发事件的世界。
这一切其实是杂志的荣耀，它几乎是我们自然进化的一种天然结果。我们对杂志的依赖，一如我们对植物神经系统的依赖，这个问题本身就适于在杂志上加以讨论。
有时候（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我幸运地为杂志撰稿，加入到刚才我颂扬过的东西中间去，在这种时候，你会隐隐觉得，你就是那个偶尔被派上场去的替补队员。我们当然希望在一个巨大的荣耀之上加上一点什么，我个人的意见是乐趣、距离和观察，而尽量避免伪善和说教。
《水中捞月之为什么是上海》
孙甘露
我曾经幻想，有一天在上海之外的某一个地方，在下午宁静的阳光中，全然以回忆的方式书写那个人声鼎沸的上海。如今，这种幻想已经荡然无存，因为我逐渐地明白，我一直就在上海之外的某个地方，比任何地理上的位置更远，由时间以我所不自知的方式令我无穷地思念它，而缓慢地失去对上海的触觉。
在文学中，那个身体的、本世纪的上海从未显著地存在过，而这个无以名状的世纪上海就要带走它所有的气味、肤色、彼此交错的眼神和神经质的但是低调的生活。也许就是这种在文学中从未建立起肉体感觉的生活，（鲁斯迪曾经痛切地陈述过远离故土而使肉体感觉中断所带来的伤痛。）使我们天然地精神分裂式的生活在若干个不同的时空中，使一切生活都变成了预设。而一切体验都变成了对预设的体验。由此，上海变成了一个人们在潜意识里想要在经济上攻占，而在文化上舍弃的城市。一种文化上兼收并蓄的幻觉从未如此耀眼地成为我们生活的光环。人们依然没有找到他们自己的调性，你去看一下充斥于世的比老建筑更加陈旧的新建筑，就可以知道，依附于此的生活将会更多地依赖于破坏。
事物会在转瞬之间变为记忆，从而期待人们重现它的努力。伟大的马塞尔。普鲁斯特更使我们为自己的一知半解找到了逃避的理由。
对记忆的崇尚使我们失去了接触事物的能力，而记忆修改事物的能力，使我们更加沉溺于此。生活是第二位的，而关于生活的支离破碎的新教条是第一位的。
为什么是上海？是什么使上海的生活缺失了愤怒和激情而变得如此莫名其妙地倾向于优雅？那些吃大蒜的、甩着膀子走路的山东人呢？
那些说话带着浓重拖腔的东北人呢？那些贪吃的宁波人呢？那些大嗓门的、爱冲动的苏北人呢？那些嗜汤如命的广东人呢？我所热爱的这些声色俱全的大叔，在九十年代的新民居运动中，经过一次居室装修就变成了一种人。装修人。
你要是没有经过今日建材行的洗礼，你怎么还感奢侈地自称是个上海人呢？当然，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不过是一个官方现实罢了。温和地说，它处在幻想的另一侧，是一个滋生细微触觉的地方。但是在一个像新装修的卫生间那么干净的地方，你要是不先用滴露洗干净你的手，你是什么都不敢做的。
这是一个向内翻转的时代，从未有一个时代人们的内心像今天这么丰富、深邃，一直深到不可测知。
《亚平宁半岛上的阳光》
孙甘露
在记忆中，我所看过的第一部意大利影片是关于中国的，它由通常被认为是晦涩的安东尼奥尼拍摄，有关我们的日常生活，细节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那宁静的影调，使潮水般的人群都带着若有所思的面容。这些老是阴天的街景，这个令研究者头疼的人，我在早年对他的作品一无所知。在我们的班主任的带领下，我中学时代的全班同学一同前往电影院观看这部内部放映的影片，我们被校方告知，我们将要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后来，我陆续看过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放大》、《云上的日子》等影片，不知为什么，我一直隐约地把他的影片当成是中国电影，完全不是因为他拍过一部叫《中国》的纪录影片，也不是所谓的哲学。他的影片中有一种触觉，但又不是身体的触觉，而是知觉，一种通过电影这一介质才特有的知觉。我们从未以如此的方式注视过我们自身的运动。
我这里要说的并不是安东尼奥尼，而是另一个意大利，一个平民的、但出人意料地具有超凡诗意的意大利，它在平凡的底层生活中，毫不气馁地朝着天国升华，这个但丁之后的意大利，是一个影像的永恒的乡土意大利。
《邮差》和《天堂影院》是这类影片的杰出代表，它的淳朴、温柔以及沉思般的品质，以泉水般的，或者说以电影放映机般的沙沙声隐入你的内心。
影像有时也会成为一种诗意的密码，随着人类的基因衍生、传递，变成一个影像的但丁。而《邮差》这个以流亡的聂鲁达为契机的临时邮差的故事，正是以但丁竿俾德丽采的恋情为基本隐喻的，影片中，令邮差马里奥神魂颠倒的可人儿被赋予了但丁恋人的名字。这善意的一笔，为我们揭开了这具有神圣光辉的爱情的秘密，马里奥出神的凝视、窗外海面上的群星、那被召唤而来的诗文，我们都可以在但丁的著作中找到：“爱推动了我，爱使我说话。”〔《神曲》地狱篇〕诗人与马里奥的关系在影像上也被处理的亲密无间，作为另一个但丁的诗人聂鲁达，当他与马里奥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中时，基本上是比肩而立或者是并肩而坐的，他们侧着脸庞交谈时，那种坦率、诚恳和仁慈正是诗歌具有魔法般使人喜悦的奥秘所在，他们关于诗艺的谈话，那关于暗喻的讨论，那对于表达的追寻和启示，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艺术和生命的奥义。
与《天堂影院》一样，意大利的乡村使意大利电影在自然风光的映衬下用闭塞蕴含了永恒，在一个小宇宙中成长，诗意地幻想着遥远的外部世界，最终犹如回到家乡一般回到自己的内心，与好莱坞的暴力的歌剧式的意大利保持着距离，一如那波里民歌在老式的留声机上不停地播放着。
《向上海致意》
孙甘露
基斯洛夫斯基的主题之一是：人们有时候会不会生错时代？
作为基斯洛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作为一个电影迷，作为一个上海人，我们假设，女作家素素确实是生错了时代。
我一直抱有这样的看法，一代人的生活，如果未曾被恰如其分的描述过，它几乎就是不存在的。但是，一代人的生活往往是由别人来加以命名的。《前世今生》可以看作是这一命名运动的一个标志。当一些人小心翼翼的试图为新旧上海勾划分水岭时，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