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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
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夜的木耳、黄花和笋乾……
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 「四四到底」
（十六个菜），肯定谁也挑不出碴儿来！
薛大娘心神不定。帮忙的大师傅没到还情有可原——现在天刚冒
亮儿，人家兴许住得挺远，总得过一阵儿；可大儿媳妇昭英怎么还不
露面？半年前大儿子薛纪徽和儿媳妇孟昭英还跟薛大娘他们住一块。
那时候，两间屋子，薛大娘老两口和小儿子薛纪跃住一间，薛纪徽和
孟昭英带著女儿小莲蓬住另一间。薛纪徽是开 130 卡车的司机，孟昭
英是同一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
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
间便倒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纪跃成家的居
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势，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纪徽两口子搬得并
不算远，就在恭俭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
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著越来越亮了，却还不见影儿。薛
大娘心里只怨著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著孙女来
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
音听去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
作，但面对著媳妇时，她却肯定不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此刻她走
出苫棚，朝院门迈步，心里直嘀咕：这个昭英，小叔子办喜事，在你
心里头就那么没分量吗？还等著你去女家迎亲呢，你就不能早点儿来
效力？
薛大娘走出里外院之间的垂花门，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个俊
俏的小夥子，今年二十二岁，比薛纪跃小三岁。他家住在一进门右首
小偏院中，父亲荀兴旺原是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后办
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里摆摊给人修鞋。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
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象他父母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
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肯好好念书，
中学毕业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招去，送到国外
培训，今年夏天回来后，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门当翻译，据说，将来还
有机会出国工作呢！
这时候荀磊手里提著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喜字，
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
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喜字，不过刚贴上，就
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著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
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著好，我
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喜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
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幸！」薛大娘拊著掌赞道，「小磊子，你
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浆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浆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
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
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一九七六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
还在天光中翘著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
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著这溶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
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著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
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
望著。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２． 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
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
安门，五十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
道为什么，三十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
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著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
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
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著去上班。公共汽、电车
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
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夥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
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著
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夥子，蛇形地快速穿过
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
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
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
在薄明中凝望著这里，它们也许在沈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
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
车流向前。
这是个二十六岁的小夥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
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
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
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
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
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
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
乎有著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
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
生子却保证著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
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
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著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
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
那天路喜纯父亲正就著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
三两白乾。出乎老师、也出乎路喜纯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
涨著脸，瞪著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甭拿咱们开心！
甭跟我来这套！」母亲赶紧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甭搭理他！」
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路喜纯为例。路喜纯为这事深深地
感到困惑。不久，父亲便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
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
上十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路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但在
路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种手持慈
母线的贤良形象。她都快五十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十多次镜子。她
又很爱给自己拔痧，经常在额头上、太阳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
使劲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难得吃肉，但母亲顿顿饭后总
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时候母亲还要同邻居吵架，尽
管这种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母亲吵架时那种
豁出去的劲头，以及夹带著的那些极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路喜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