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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信仰生命中的美好。息影之后她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这项工作让她能够将自己的信仰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生活日复一日，慢慢的会给我们带上脚镣，让我们变得蹑手蹑脚，可是“死过一次”的经历却可以帮助我们挣脱这样的桎梏，让我们明白，什么值得我们去为之付出，什么却不值得。虽然母亲自己并没有留下童年曾濒临死亡的任何记忆，但是来自外祖母的诉说让她记住了这段经历，我想这是母亲一生都保持谦逊待人的根源。 我从来没听她说过：“这个我已经做了！”“那个我也做过了！”在她生命最后的一段，一直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我听到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可以做一点……”我从来没有听母亲说最喜欢自己的某一个角色。当人们追问她这个问题时，她总是显得很害羞，每次都说是大家的努力带来了最终的成功。 贝西·安德森·斯坦利曾经写道：“经常保持笑容，赢得智者的尊敬和孩子们的喜爱，获得最严厉的批评家们的欣赏，容忍那些所谓朋友的背叛，学会欣赏美丽的事物，发现身边人的优点，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留下一个健康的孩子、一座小公园或者曾经对社会环境做出过贡献，了解到你的存在至少能够帮助一个人生活得更加轻松，这就是成功了。”用斯坦利女士的标准来衡量，我母亲的一生完全可以称得上成功。她选择了当一名演员，获得了大众和批评家们的欣赏；然后她选择了成立一个家庭，为爱她的人留下了两个健康的孩子和美好的回忆；当她的孩子们都长大开始自己的生活时，她又选择了去帮助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孩子，选择了回报社会。这是一次重要的选择，通过这个选择她治愈了跟随自己一生的那个伤疤—世界上永远都会有悲伤和痛苦。
第三章 往事难忘第9节 做赫本的儿子
1964年9月5日，父母和我抵达罗马机场。
经常会有人问我，有这样一位著名的母亲是什么感受。我总是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在我眼中，她首先是一位母亲，然后是我最好的朋友。在这之后，我才想到她是一位演员。这一点直到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意识到她是一位多么不同寻常的演员，她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深多广。这么多年来，那些喜爱母亲的影迷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很多人从孩提时代就开始看母亲主演的电影，时至今日每年仍然有很多人会在母亲的忌日自发地组织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我想这是对母亲多年来努力工作的最好认同。 虽然母亲是大明星，但我和卢卡都像普通孩子一样成长，我们并没有在“好莱坞”度过自己的童年，不只是说我们的住所，也是说我们的生活。母亲从来不在家里放自己的电影，对她来说电影的拍摄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是成长于一个演艺家庭。我并没有在到处充斥着电影制作人的环境中长大，我也没有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上学或者玩耍。 我出生后的头几年是在瑞士度过的，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村庄学校读书，我的朋友都是农民或者学校老师的孩子。在我上学的路上有一家孤儿院，那儿的孩子也是我的朋友。我还记得有一年冬天，半夜里我被一个好朋友叫醒，他父亲饲养的奶牛要生小牛了，我们都很好奇想去观看。我们在冷风中狂奔，风打在我们的脸上，生痛生痛的，但是内心却是喜悦的，到现在我还能够想起那种感觉。我另一个好朋友就住在我们家边上，他家的花园和我家的花园紧挨在一起。我们把两家花园之间的栅栏挖出了一个缺口，那时候我经常在他的阁楼上玩耍，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有一套老式的火车玩具，是他父亲制作的，这让我眼红了好久。 当我们搬到罗马居住之后，我开始在当地的法语学校读书，我的同学朋友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母亲每天都会去学校接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摄影记者在学校门口，一开始他们叫我“明星的儿子”，不过当他们发现，个儿高高的我，足球踢得相当好时，对我的称谓和注意力又都改变了。我想我从来没有受到这种问题的困扰，我也从来没有思考过为什么狗仔队总是会出现在我家附近。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我觉得我的母亲非常漂亮，如果他们愿意给她拍照，那就拍好了。母亲在我心目中一直非常美丽，不管是外表还是内心。 自从我开始读书之后母亲就不再接拍电影，因为我需要按时上课，不可能在她拍戏的时候去看她。当我弟弟卢卡开始读书的时候母亲也作了相同的选择，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去寄宿学校读书了。 “当时我必须做出生命中的一项重要决定。”母亲在1988年3月接受采访时说，“放弃电影或者放弃我的孩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出的决定，因为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孩子。当我的大儿子读书的时候，我不能够再像往常拍戏时那样把他带在身边，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因此我决定暂时停止接拍电影，我愿意回到家中和孩子们在一起，这让我非常幸福。我可不是失落地坐在空空的房子里，一个人咬着指甲发呆，事实上和其他的母亲一样，我为我的两个儿子骄傲。” 当她带着我去买书或者买足球鞋时，我是多么地高兴啊。她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她让我体会到自己对她是多么的重要，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
第三章 往事难忘第10节 出任亲善大使
1966年，在我们西班牙的家，在最后一次那里和父母过生日。
在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前，确切地说是在出访非洲几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之前，母亲一直都为幼年失去父爱和第三次怀孕失败的悲痛阴影所困扰，无法自拔。 她曾经告诉我们，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到其他人依偎在父亲的怀抱中总会感到一种空虚的悲痛，她是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出现，这样她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到父爱的温暖。那时候她总是希望父亲还活着，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作为一个孩子，她的这种愿望是出自本能的，母亲实在无法摆脱这种困扰。这也是为什么在她与我父亲、卢卡的父亲离婚之后，都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因为她想尽力让我和卢卡在尽可能完整的家庭关系中健康成长。 从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开始，她就非常喜欢孩子。母亲曾经说：“我从小就喜欢小孩子，喜欢亲近他们，也许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我曾经在农贸市场里试图把别人家的孩子抱出婴儿车，弄得我母亲非常尴尬。我生命中的梦想之一就是拥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拥有两个出色的儿子，这让我很幸福。人们不仅有被爱的需要，同时也有付出爱的冲动，这也是一种需要。” 在母亲的世界中，孕育新生命能够给她带来极大的乐趣，也是治疗她童年创伤的一剂良药。当她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孕育新生命时，帮助其他的孩子也能够让她感觉快乐。有一段时间，“捐助疲劳症”成为很多人道主义者的口头禅，他们往往只是拿出一些钱，而不愿意为那些孤儿考虑更多，母亲为此曾经多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大声疾呼。“捐助疲劳实际上就是同情疲劳，对于今天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受苦的人来说毫无帮助。没有什么比一个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却无可奈何更悲惨的事情了。”在那段日子里母亲心中都是那些遭受苦难的孩子，每次见面她对我们的关注往往只是最初的几秒，然后话题就转移到如何帮助那些孩子们。 据我所知；是罗伯特·沃尔德斯向母亲介绍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宗旨和工作，在母亲生命中最后的12年中，沃尔德斯一直和她在一起。 1987年10月，母亲应她的表哥、前荷兰驻葡萄牙大使范乌弗尔德的邀请，和沃尔德斯一同前往澳门参加了一个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的音乐会。母亲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庆典上作了演讲，她对孩子们发自肺腑的爱深深打动了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高级总裁詹姆斯·格兰特，格兰特先生当即向母亲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够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母亲接受了这个邀请，从格兰特先生那里领取了象征性的一美元薪水。1988年4月，母亲开始了她作为亲善大使后的第一次访问，第一站就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第四章 他们中的一员第11节 病痛
1967年在纽约
由于从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