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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家
美国草移居中国不服水土，变得半死不活
我住的新华社宿舍面对一片很洋气的美国草，那里原本是一片遮天蔽日的大杨树。三年前，一帮外地民工精神抖擞地把水桶粗的大杨树锯倒，在倒地的大树尸骸间铺上水泥六角花砖，又在砖缝里种上高级的进口草。我早就怀疑宝贵外汇买进的‘佯草“即使再高贵，也抵不过野生了几十代的”土树“道行深。果然，不争气的美国草自由惯了，一旦固定到水泥格里就变得很颓废，不仅费水而且半死不活，每天都要人用喷灌机浇水，远没有沧桑的中国村土生天长，遮风蔽雨。
砍树种草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原本清晨放歌的两窝喜鹊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草滋养的大蚊子。大蚊子借八宝山风水落地生根，排山倒海、密集编队，吹着喇叭向我的宿舍发起进攻，连中美合资的“雷达”、“必扑”也奈何不得。
研究生物的朋友告诉我，地球上先有草后有树，因为草没树高级。就像先有猿猴后有人，猿猴没人高级一样。想不到人类进化到21世纪，“电脑”发达“人脑”退化，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一吃“麦当劳”就突然失去想象力，中邪般非要把祖宗基业连根拔掉。我真担心这帮民工哪天杀个回马枪，把我们小区统统“突突”掉，腾出空间养猴子。
我是个传统的中国人，奉行我爷爷“崇尚简朴生活，反对暴珍天物”的祖训，主张不破坏现有资源的前提下就地取材。简单生活。在别人花费时间、金钱大兴土木之际，忙里偷闲体验口腹之外的其他乐趣。这也是洋人“温饱思淫欲”之后羡慕东方文化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兄弟邻邦印度，早在25ho多年前就创立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的自由主义哲学。一向被国人看不起的岛国日本也历来“敬畏神灵、顺应自然”，茶道、花道都将“不破而立”看做最高境界，把西洋发明的汽车、，电器模仿得惟妙惟肖。上个世纪一声炮响送来的《共产党宣言》也明确宣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为什么把马克思奉为主义的中国人就不能容忍几棵老树自由发展呢？
与那些化外生番不同，名正言顺的汉民族历来信奉“不破不立”的正统哲学。每有风吹草动，不管自己是否“立”得起来，都要先把前人基业连根拔掉，以此宣示自己的伟大和正统。小到打老尼姑、砸孔子牌位、抢宣德炉，逼被男人睡过的女人上吊、跳井、抹脖子，大到长平之战一次活埋40万活人，镇压右派，直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由于自己来路不正，担心杂种身份暴露，果断采取“焚书坑儒”净化国家。推翻秦朝的楚霸王项羽比他的前任更阴损，没上台先放火烧掉八百问阿房宫……这种传统到了近代，由于国弱民穷而变本加厉。大清、民国改朝换代都要耗子大搬家，北京一南京一北平的搬来换去，以致今天连残破的北京老城墙都很难找到。
我一直相信中华文明5000年的传统说法，直到1987年参加“中法沿万里长城步行”，才发现令我骄傲的万里长城大多是文革后重建的。看上去巍峨的明长城只剩下司马台、金山岭一小段。汉长城在甘肃已经蜕化为黄土一堆，“荒冢一堆草没了”。至于秦长城更是早就被孟姜女哭到爪哇国去了。去年，我陪一位以色列摄影家去八达岭，想让他见识雄伟的居府关，不料这犹太小子连下车的情绪都没有，反问我：“你们长城怎么比好莱坞摄影棚还新呀！”
我的祖屋一带要被铲平盖停车场，
既破坏胡同游，又污染中南海
上个月，加拿大使馆签证官方思华气急败坏地告诉我，为了解决平安大街停车难问题，一家什么公司要把北京会贤堂（蔡愕会小凤仙处）和恭王府之间的胡同拆掉盖停车场。他声称：“如果真这么做，我就立即回国，再也不用在北京当签证官了厂‘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本能地驳斥任何对我美好家园的无耻污蔑。我告诉他赶巧我们家就住在这条胡同里，昨天回家看望老娘，还看到上百人的施工队大兴土木，给胡同装修门面，连路边的铺路方砖都砸掉换新……我还随手拍了几张照片准备回新华社发稿：”保护老皇城，人文新奥运。“怎么可能一面斥资上百万修茸老胡同，一面把刚修好的老胡同拆掉，你真把我们当萨达姆了？我当即摆出党的耳目喉舌的架势对方思华迎头痛击，不料这小子非但不买账，还污蔑我：”你这只鸭子太脱离人民群众，早就不配当记者了！“
我将信将疑给老娘拨个电话，顿时臊得我满脸通红，竟然真有一家开发公司计划“推平”前海西街，在著名的胡同尸骸上盖一座立体停车场。拆迁公司正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服从组织决定”，但让省吃俭用的老百姓在刚竣工的胡同原地掉头，显然存在一定难度。我老娘干脆切断了正给我们家修院墙和泥的自来水：“你们不在乎国家的钱瞎折腾，我还心疼我的自来水呢！”
即使以我有限的经验看，也能想象从这一片幽静的胡同深处突兀起一座钢筋水泥大厦有多么壮观！更不用说盘踞其间隆隆进出的汽车能给宁静了几百年的皇城根平添多大动静，喷云吐雾能给皇城中心的绿肺增加多少废气，进而波及下游的北海、中海、中南海……我敢打赌！要是市长知道这宗破坏皇城总体风貌的“赚钱买卖”，非得把这帮败家子拉出去毙了。
身为新华社记者，我有幸在许多文明古国工作过，抛开英、法、美、德、意等发达国家不说，就连开罗、耶路撒冷。巴格达、曼苏尔、巴比伦这些第三世界阶级弟兄，也和我们的做法迥然不同。以交通为例，但凡世界上重要的文化古迹本来就是“塞车”的，这不仅是历史文化积累的结果，也是聪明政府的英明政策。耶稣、上帝、安拉都规定人类一周工作六天，第七天休养生息。任何物质都切忌日以继夜地野蛮开发，何况硕果仅存的几条胡同？犹太人是公认的最聪明的民族，最聪明民族“复国”的以色列有世界上最狡猾的民选政府。一直到现在，耶路撒冷老城区不仅原状保存，还禁止任何汽车驶人，连以色列总理沙龙去圣殿山也得步行前往。1976年，第一届拉宾内阁就因违反周末严禁使用汽车、飞机的犹太传统，在民众抗议下宣布辞职。
我的朋友——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吉卜曾多次提醒周恩来，北京城是人类共同遗产，应当像老开罗那样“原状保存”。四大文明古国的埃及首都开罗、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希腊首都雅典、印度德里，以及以、巴争议的圣城耶路撒冷，都是如此。我曾经开大吉普带北京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参观埃及，苦心孤谐地告诉他：尽管中东地区战乱不断、烽烟迭起，埃及萨卡拉金字塔还是平安度过4800年，从没有哪届政府号召拆金字塔修防空洞，也没有老百姓自发偷石头修羊圈，更没有什么整旧如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把这种没有人为干预、自然保护下来的文物列为人类文化遗产，否则就成迪斯尼、好莱坞了。
红卫兵批判我家“庙小阴风大，池浅王八多”，
对我家实行了“三光”政策
希腊克里特岛正在拯救海龟，因为海龟是克里特岛最早的居民，古老就是它的价值，是现代科技永远无法一蹴而就的东西。
据说我们家也很古老，即将夷平盖停车场的老宅子就保存着一部几十卷的《毗陵唐氏家乘》，它表明我们祖宗始自唐朝，从常州迁到无锡，发展到明清已经是无锡四大家族之一……我太公唐锡晋时，逢满清腐败衰落，天灾人祸不断，于是倾家荡产义赈灾民，据中华书局《清史稿》记载，我太公锡晋先生“其赈地为行省八：山西、河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南，东至吉林西至甘肃，赈款过百万以上，义赈之远且久，无过锡晋”。
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帝废科举办学堂，我爷爷和伯公由举人、进士摇身一变进了京师大学堂。伯公进仕学馆留学早稻田、历任黑龙江财政厅长、大清银行总办……我爷爷进文科中国文学门，继续修桥补路赈济灾民。潜心研究佛学……盖了“佛教图书馆”——就是即将夷平改建立体停车场的什刹海老宅子。
文革前，什刹海老宅子堆满了从满清皇帝，到黎元洪、冯国漳、徐世昌、袁世凯等民国大总统，再到军阀段棋瑞、阎锡山、曹锟，以及文人林琴南、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