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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柔情你不懂
1月1日 星期六凌晨。
寒夜。上海的隆冬。
窗外，凄清的月色，亮在寂寞的夜空中。
窗内，无眠的我，孤独在守岁的枯坐里。
没有任何的陪伴，只有我一个人，独自送走旧年，迎来新年。在这安静的没有一丝生气的黑夜里，我想守住的仅仅是从我们身畔悄然流逝的岁月。
零点。一个最特殊的时刻。它既属于前一夜，又属于后一夜。它既不属于前一夜，又不属于后一夜。
尴尬如我。
阳光下的我，是别人眼中灿烂的辉煌。一个23岁就出名，27岁得全国大奖，29岁得国际大奖，32岁获“世界十大影星”称号的命运的宠儿。
月色中的我，是自己心里空洞的失落。一个从小遭人白眼的右派的女儿，一个10岁父亲就自杀的小姑娘，一个24岁结婚、32岁离婚的独身女子。
这样的命运，这样的生活。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两的手里，握着无限的幸福。只有我知道，那里面一无所有，连最起码该拥有的也没有。还有什么样的误会比这样的错觉更叫人黯然神伤？
我不能解释，我无从开口。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只好转开头，把我的倾诉藏在我悲伤的微笑后。
我这个活在银幕上的女人，已经在角色里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在我为我能比别人多活几十倍而感到庆幸感到满足时，我也为我比别人多几十倍地触摸着人生的无奈和伤痛而倍感凄凉。
因为，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所以在自己的故事里就只好三缄其口，欲说还休。
因为我已一无所有，所以我只好说我一无所求。
我不是坚强，我只是努力使自己顽强。
从十岁起，我就知道，我的顽强是我唯一的依靠。当我追着那个骂我是反动右派的小崽子，吐我满脸唾沫的男孩，拽着他的胳膊，用他的袖管擦干净我的脸时，我不是勇敢。我只是明白，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没有资格哭泣。因为再也没有一个胸怀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再也没有一双大手可以为我擦干泪滴。我只有自己打点自己。
曾经渴望能有一个男人的肩膀，让我靠着憩息。我得到过。
曾经期盼能有一方自己的屋顶，让我避过风雨。我拥有过。
可是，这世间总有那么多的不被预料的安排，还有那么多的琐碎的错误，命运，终于又将我们隔开。
太多的事情已经发生，走过的路都已不能再更改。这样的缘起缘灭呵，踏尽夕阳荒草，我依旧只能在这世间独自往来。
这个世界是属于男人的。
只是作为女人的我，在这个男人的社会里，无法忍受丧失独立的依附，也无意丢失属于女人的本质。无论是那样一种张牙舞爪的失去，还是这样一种软弱卑怯的失去。
我从没有想过，要超出一个女人的范围去和天下的男人一争高低。
做一个女强人，不是我的梦想。从来不是。我只是非常由衷地想做男人后面的那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前面的那一个女人。
可生活由不得我们。
当命运一再地把我们单独推到了社会的前沿，为了站稳，为了能纯粹女人样地生存，我们只有顽强。三毛说，如果能让她再选择一次人生，她想去做一个平常的女子，生一大堆的孩子，并和他们做朋友。
我的要求比她更微小。我本来就是一个平常的女子，我只想做一次母亲，只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这样，至少我不会再在夜半时分，为逃避无边的孤寂，而打开一扇窗，倾听一次陌生人热热闹闹的争执。
梦太深，夜太长，太过寂寞的人生呵，我只想要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
夜，一点一点过去了。窗外曙色渐明，东方欲晓。
没有一分岁月是可以被守住的，一如我们身后所有走过的道路，没有哪一条允许我们重新回头。
那一份错失的忧伤，只能沉淀在我们的心里，越积越浓，越积越惆怅。
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开始，所有的故事也总有一个结束。我所能的，只是在每一个故事的尽头，一次又一次地用孤独将自己锁住。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月2日 星期日
昨天是元旦。1994年。
又是新的一年开始了。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希望的无非是过去的日子没有什么缺憾，将来的日子充满希望。
新的一年，总该有一些新的开端。
今年的开端不能说不好。
元旦，《股疯》一片在上海的大光明、曹杨、天山、永安和国泰五家电影院同时首映。可以说是场面热烈，盛况空前。在大光明做首映式的时候，听说外面黑市的票价居然卖到50元一张，真不可想象。这是不是预示着《股疯》能在今年电影市场上走运呢？但愿吧。从1992年到1994年，一部《股疯》耗时近两年。应该说我对这部片子是倾注了相当大的心血的。从最初的酝酿、到我自己写故事大纲、找编剧、报批、直至开机拍摄，我几乎介入了它走过的每一步，同悲同喜同忧。现在，它终于公映了。我此刻的心情，不仅仅是激动，真的相当复杂。
饰演范莉对我来说不单是又一个人物的挑战，也是我演艺事业上的一次转折。这倒不是什么单纯的由演悲剧人物到演喜剧人物的戏路改变的问题，我一直以为范莉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喜剧人物，《股疯》也不是一部纯粹搞笑的喜剧片，倒有点像卓别林的那些喜剧。剥开它的喜剧外表，里面全是辛酸，全是眼泪。
像范莉这样一个普通的女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平凡勤俭地生活着，对生活的要求那么低、那么简单，就盼望着能从石库门的阁楼搬进新公房，能用上煤气和抽水马桶。她去炒股，目的也很单纯，无非是想发点财，活得过瘾一点。可最后呢？大起大落的快感有了，往日的宁静没有了，性格又发生了一系列裂变，还是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很累。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小人物在社会大潮面前的无可奈何，对自己命运的无从把握，是最真实最普遍的悲剧。
要说转折，不再那么铺张地从影片一开始就用全副身心去营造忧郁，去表现悲剧，去打动观众；而是以外在的轻松去表达内在的沉重，去演绎笑声后面的泪水，这里面渗透了三十多年来我对生活的体会，这才是真正的转折。
如果说当年我演《人到中年》、《井》这些片子时，我是以我本身的忧郁气质去贴近陆文婷、徐丽莎的话，那么今天我演《股疯》，是一步一步走进范莉的心灵的。而且，越是向她靠拢，就越是觉得她悲剧的深刻。
不错，陆文婷、徐丽莎的生活是个悲剧，她们的悲剧被观众认可，而且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们是好女人，就特别同情她们。而范莉，虽然不至于人人都认为她是个坏女人，但肯定不会人人都认为她是个好女人。她是个小女人。她的悲剧不是人人都认可的，也不是人人都同情的。相反倒可能有很多人认为她是自作自受，活该。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里，人们不把这样一种生活看成悲剧，认为它理该如此；而生活在这样的悲剧中的人也浑然不觉，毫无异议。这其实才是一出最大的悲剧呵。
不过《股疯》在形式上毕竟是一部轻喜剧，我也毕竟是第一次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从影片开拍起，外界就一直议论纷纷。不少朋友听说后都为我捏了把汗，担心我演不好反而砸牌子。用他们的话来说：潘虹平时就有点云里雾里、神神秘秘的，总给人一种距离感。以这种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演一个成天和柴米油盐打交道的庸俗女人，悬。
朋友们是很爱护我的。尤其在《独身女人》和《女人·TAXI·女人》这两部片子反响不佳，受到比较多的批评之后，他们不希望看到我再栽了。在世界影坛上因改变戏路不当，演员从此一蹶不振的事例也是比比皆是。
可我更相信“不破不立”这个朴素的道理。必须破掉一些东西，特别是扔掉一些已被认可已被框定的东西，才能立起新的，才可能出现一些更好的东西。而且还不能小破小立，一定要大破大立。
小打小闹是成不了气候的。《独身女人》和《女人·TAXI·女人》就是两个最现成的例子。我想改变一点，融进一点我自己的东西，可是没有成功。原因当然很多，但和原来的表演距离拉开得不大，也是问题。
这次范莉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