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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甚么有甚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
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⑥。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⑨；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BC；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BD？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BE；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BF；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BG。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BH。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①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凹恰ね蚶锌笏爸Α罚骸奥壅呶矫髦觯煌鲇诔珈醵鲇谕蚶*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Ｇ．Ｐｅｒｅｉｒａ，Ｇ．ｄａＧｒｕｚ，Ｍ．ｄｅＲａｄｅ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Ａ．Ｐ．Ｎｅｗｔｏｎ，ｅｄ．，Ｔｒａｖｅｌ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Ｃ．Ｒ．Ｂｏｘｅｒ，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６ｔｈＧｅｎｔｕｒｙ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出无其右。参阅Ｌ．Ｊ．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Ｓ．Ｊ．ｔ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④Ｗｏｌｆｒａｍ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２４９．
⑤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
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Ｌ．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ｐ．１９９．
⑦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⑧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⑨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BC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BD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