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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呀？破破烂烂的，腰都露出来了！”
新浪准备上市那阵子，志东和刘冰常谈起孩子。
志东说，1997年他们就打算要小孩，名字都取好了，叫“王私募”，可惜没能如愿，这次，如果能在2000年制造一
个与新浪同期“上市”的世纪宝宝，那就双喜临门，干脆取名叫“王上市”。
天遂人愿，新浪上市期间，刘冰孕育了一对很可爱的龙凤胎。这让志东乐得合不拢嘴，说说既有男，又有女，还没
违反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孩子们出生时，新浪已经成功上市。朋友们十分担心，志东会不会给他们取两个类似“王一百”的名字，因为按照
他的逻辑，眼下最有意义的便是希望新浪的股价达到100 美元了。
还好，儿子叫龙龙，女儿叫凤凤，加在一起便是中国古老的龙凤呈祥。
凤凤一出生，刘冰就说，女儿长得像父亲。这让朋友们都捏了一把汗。志东的眼睛、鼻子、嘴唇，安装在一个女孩
子脸上，这……我只能说，后果不堪设想。
龙凤一岁多的时候，我终于在志东家里看到了小家伙。凤凤长得的确像志东，眼睛距离有些远，嘴唇厚厚的……但
这一切特征集中到她的小脸上，怎么越看越美，像极了舒淇呢？
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逐渐长大的龙龙确实是个翻版的小王志东。小小年纪，他不仅充满雄心壮志，声称一定要到
哈佛找女朋友，并为此苦练英语，还把无线电玩得滴溜乱转，连组装收音机都不在话下。身为父亲，尽管在无线电方面
如今已经没了这么大本事，但儿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苗头，还是让毕业于北大无线电系的志东颇为自豪。
10。“浪一浪，叫新浪。”
早年的新浪由北美的华渊网和北京的四通利方合并而成。新公司沿用了华渊的英文域名SINA，还想赋予它一个耳目
一新的中文名字。
据志东回忆，他和刘冰绞尽脑汁，先对应“SI”确定了一个“新”字，又想用“纳”字来对应“NA”，取新经济新
公司海纳百川之意。但之后，志东却对“纳”字不甚满意。一天，他灵机一动，为什么不用“浪”呢？“浪”与“NA”，
不仅发音相近，而且在英文中，上网浏览就是surf on the net ，直译为“上网冲浪”。志东虽然是正宗的“土鳖”，
一天“海归”生活都未曾经历，但关键时刻，他对与网络相关的英文单词却并不含糊。
按照正史记载，新浪由此得名，但据内部人士透露，新浪的由来在正史之外，还另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民间“野史”。
据说有一天，新浪某高管对着电脑，为“NA”字忧心忡忡，灵感尽失，怎么都思索不出一个好名字。太太靠在旁边，
不忍看着老公在名字的陷阱中越陷越深，于是半开玩笑半劝解地说：“你先休息一会儿，过来浪一浪吧。”一语道破天
机，高管茅塞顿开，惊喜地狂喊：“浪一浪，太好了，我们就叫新浪吧！”
新浪的注册地并非中国，股东也大都是海外的风险投资基金，但是，获得中国政府的审批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众多行业精英专门设计了复杂的重组结构，唯一目的就是让新浪在不违反中国相关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在海外上市。
中国的很多政策法规模糊易变，任由政府部门来解释，而且，相关部门繁多、重叠，时常自相矛盾。当然，如果一
切都透明、高效，这些投行、律师行里的中国同事们大概也就少了一半的用武之地。只不过，中国人的智慧好像总要消
耗在对付中国人身上，难怪人们常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内耗严重的社会。
对新浪上市的审批，除了因为是红筹，还涉及到广告、信息科技等领域。更敏感的是，新浪涉足了新闻媒体。由外
资控股，还要到美国上市，这样的新生事物自然没有哪个部门敢擅自拍板。谁都管，但谁都不敢负责。
等待的那半年，我们不断更新公司的状况和数字，向美国证监部门申报。但是，更大的风险却在于市场。纳斯达克
的泡沫成分已经越来越高了，如果不能赶在下调前上市，就可能错过资本市场上这个稍纵即逝的窗口。
200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志东从北京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激动地叫喊着：“认了，认了，认同学了！”
我们几个项目小组的成员守在电话旁，面面相觑，总不会是因为审批遥遥无期，志东都开始说胡话了吧！
经过他一番兴奋得有些颠三倒四的解释，我们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原来，通过各种渠道，王志东终于获得了某主
管部门部长的接见。而且，会见出人意料地顺利，领导对新浪的发展和海外上市都很支持，甚至表态说，他和志东是北
大同学。
志东的激动，不难理解。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除了要面对市场竞争，还要与各个部门斗智斗勇，任何一点支持
对于他们都难能可贵。
这次会见，可能改写了新浪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互联网的命运。
第四部分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在即将告别纽约、和同事们说再见的时候，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烟消
云散了。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的挣扎，还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约而至的剧烈头痛，仿佛都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留下的只有
那些激动人心的美丽片断。
1。不可思议的选择
2000年5 月初，一个周日的傍晚，我拖着跟随自己走南闯北的黑色Tumi行李箱，登上了从香港飞往新加坡的国泰航
班。空姐热情的问候和体贴的服务，并没有能够化解我心中的层层阴云。
一天前，我刚刚接到一个新项目，是马来西亚两家电信公司的并购，我们担任买方的财务顾问。这时的我已经升任
经理，对新项目的热切和渴望却在日益冷却。我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又要过上那种周日晚上飞到吉隆坡、周五
晚上飞回香港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间的两点一线，统统在酒店里解决的一日三餐，还有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带着一
年级的分析员做模型、开会、谈判……已经数十次轮回的过程又要重新经历，这让我的内心充满厌倦和抗拒。
其实，就在两年前我离开纽约时，还认定了投资银行该是我一生的职业选择。
“如果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哪怕只克隆出来一个子墨也行！”
“这里就像你的家一样，如果你在香港做得不开心，随时回来！”
“看来以后我们要多找一些像子墨这样的中国女孩！”
……
1998年7 月，我退掉了与公司仅仅一街之隔的公寓，卖掉家具，在同事们的声声感叹和祝福中，离开了美国这个我
曾经生活了6 年的国家。
临行前的一个月，从午餐到晚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同事们用请吃饭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意，
为我送行。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在即将告别纽约、和同事们说再见的时候，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烟消
云散了。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的挣扎，还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约而至的剧烈头痛，仿佛都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留下的只有
那些激动人心的美丽片断。
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限感慨。婉拒了猎头公司一个个的电话，放弃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
我执意要回到香港，因为我知道，是时候，该回家了！
踏上归途时，我依旧对投行一往情深。我从未怀疑、也从未动摇，我一直确信，我将会、而且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
走到金字塔的顶端，获得那个“董事总经理”的称谓。
从小，我就被灌输着最主流的观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开始上班了，也一定做一份最好的工作。
但是，我却从未真正动脑筋去想一想，什么才算是“好”？是别人都认为好的才是“好”？还是追随自己的心声，让自
己开心快乐的才是“好”？
那一刹那，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点拨。我突然大彻大悟，投资银行不过是众人眼中的一道光环，我为
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快乐，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呢？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同学都会在大学毕业后去非
洲、亚洲、去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做志愿者，为什么金钱、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从来都被他们不屑一顾。
毕竟，生活是属于自己的。
而后，一种从未有过的简单、轻松和愉悦笼罩了我。我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