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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那么由它来进行审查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由普通法院来进行审查，又不具备条件，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成立一个宪法法院。宪法法院作为一个宪法保障机关，既来保障宪法实施，同时也给公民提供宪法救济。那么在我们国家能不能设立一个宪法法院呢？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我们有一个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权力机关当中，有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们需要保障权力机关的地位，需要保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所以成立一个宪法法院，由宪法法院来对其他法律文件进行审查，来解释宪法，可能影响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可能影响到权力机关的地位。所以在我们国家设立一个宪法法院，在目前阶段应该说也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的宪法里边，关于公民的宪法救济，确立了一个基本的体制或者原则，根据我们的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那么从这个规定当中可以引申出来，如果某一个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文件，或者某一个国家机关所进行的一个行为，违反了宪法，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宪法来进行审查。认为这个法律文件违反宪法，有权予以撤销或者改变，如果认为某个具体的行为违反了宪法，有权予以确认无效。那么根据宪法的规定我们是确立了这样一个体制，这个体制与我们民主集中制的人民大会制是一致的，是符合我们这种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的。当然我们的宪法当中这个规定非常简单，非常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在2000年所通过的里面，根据宪法这样一个规定，将宪法救济的具体的途径相对来讲具体化，规定了一个具体的程序。2000年全国人大所通过的《立法法》里面，第90条和第91条规定了某一个方面的程序，也就是说，当国家机关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规章，违反了宪法，那么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一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或者公民个人如果认为某一个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或者规章，违反了宪法，那么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这是《立法法》当中为公民的宪法权利的救济，提供了一个方面的保障。我们刚才讲了宪法救济有两个方面的必要，一个是法律文件违反宪法，那么提供宪法救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政府的一个具体行为，违反了宪法。那么从立法法规定来看，已经提供了一个方面的宪法救济，比如说我们在诉讼当中，如果当事人认为适用于这个案件的某一个法律文件违反宪法，就可以向法院提出该法律文件违反了宪法，要求法院进行诉讼终止，由法院将这个问题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进行审查，或者肯定这个法律文件的效力，或者废除这个法律文件的效力，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来废除了本来应该适用于这个案件的法律文件，那么公民的宪法权利就获得了救济。
我们刚才讲到，2000年《立法法》里通过了这样一个途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社会当中目前按照这样一个程序来保障自己的宪法权利的没有一例，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立法法所确认的程序，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操作性仍然不够。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社会成员在当他认为规范性法律文件违反宪法，侵害了他的宪法权利的时候，不善于运用法律已有的所提供的那么这样一些救济手段，来有利地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和自由。
我们的宪法救济当中应该还有另外一种必要，就是当没有法律文件，而只具有具体行为的时候，我们对这些行为不服，我们起诉到法院，法院不受理，那么我们将这些行为起诉到什么地方去，这就相应的有一个救济。我们刚才讲了立法法当中仅仅规定的是法律文件违反宪法，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那么某一个具体行为它违反宪法，能不能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呢，我们的立法法当中没有规定，因为它是立法法，它只解决一个立法，对立法权的行使的控制问题，所以我们有赖于制定其他的法律来进行完善。比如说制定《监督法》，那么现在正在起草一个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监督法》，《监督法》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宪法监督。那么在宪法监督这一部分，既要对规范性文件的违宪的监督，也要对具体行为是否违宪的监督。所以我们习惯在监督法当中，增加关于政府的某个具体行为，它违反了宪法的情况下，那么它的救济的手段，那么在我们国家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宪法当中确立了宪法救济的基本原则，而由立法法对宪法救济的一个途径具体完善。
那么对另外一个途径，《立法法》当中，由于受立法法所调的对象限制，它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有必要通过监督法来具体完善。在我们国家宪法救济当中，我希望特别需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我们刚才讲到，法律、法规、规章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它是符合宪法的，为公民提供了法律救济，相应地就提供了宪法救济。所以我们的实践当中发生的一个事件，我们不能在这个事件一旦发生以后，就把这个事件上升到宪法问题。在实践当中发生一个事件，首先我们应该把它当做一个法律问题来看待，我们从法律范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当这个问题在法律范畴里边解决不了了，所谓解决不了，那就是解决的依据存在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去启动宪法救济，而并不是在实践当中一旦发生一个小小的纠纷，我们就认为它是个宪法问题，需要启动宪法救济。所以宪法救济当中一个基本的原则叫穷尽法律救济，一个公民当他认为他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先穷尽法律救济，法律救济已经穷尽完了，这个时候才启动宪法救济。比如说在去年在四川，四川大学法学院又发生了一个案件，四川大学法学院的一些学生到峨嵋山去旅游，他们购买的是全票，而在购票的地方写着，峨嵋山市的大学生，购票的时候只需要半票。那么成都的这些大学生不服，认为都是大学生，为什么成都大学生是全票，为什么峨嵋山的大学生是半票，这样一个票价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都是学生，都是大学生，都是四川的大学生，为什么一个是全票，一个是半票。那么四川大学法学院的这些学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去确认这个规定是违反宪法的。那我们说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他的基本的思维是错误的，那么它的售票，票价问题我们首先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法律问题，峨嵋山风景区的票价的规定，首先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不是违反了峨嵋山市旅游局的规定，进一步我们再看一下它是不是违反了四川省的规定，我们再看一下它是不是违反了国务院的规定，我们再给它看一下，是不是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规定，最后我们才认为，如果在法律范畴里面，解决不了，最后才把它看成是一个需要依据宪法来予以判断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实践当中发生一个问题，一个很小的问题，那么论者马上就指出认为这是个宪法问题。我们说首先必须看它是法律问题，然后再看是不是个宪法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就业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关于平等问题，我们刚才举了是身高歧视，我们实践当中还有其他的歧视，除了身高歧视，性别歧视，相貌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学历歧视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歧视，也就是说，在没有合理根据的情况下，设定这些条件就构成了歧视。那么这些歧视是不是直接就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呢？我们说首先它是一个是不是违反《劳动法》里的平等就业权问题，如果在劳动法的范畴里边，解决不了，然后才可能上升到宪法当中的平等权问题。所以并不是社会实践当中发生任何一个事件，马上就是一个宪法问题，而只有当法律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是一个宪法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们这个社会也要积极考虑到在社会实践当中，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宪法救济，法律文件完全是有可能违反宪法的。就像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宪法颁布二十周年大会上所讲的，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违宪现象时有发生，需要研究违宪现象。那就说明我们有一些法律文件，可能是违反宪法的，但是由于缺乏比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