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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底，精疲力竭的我开始撤退，摆在我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要么进行新一轮的反技术实验，要么停笔，在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进行我所说的新一轮的反技术实验了。反技术，不是不要技术，不看重技术，是将它放在诗歌的恰当位置。这个过程有些艰难，因我是有意而为之，因我这样做，就是一种冒险，因我离开了我的时代，进行着同时也是反时代的试验。
我回到了词语本身，我把词语本身的生命力放在了第一位，当我从细节退回，我发现，我的写作开始获得一种生机，没想到这样做，我反而看见了我的时代，看见了我与日常生活所应该建立的基本关系。
在海边的风声里
北 野
1
一到冬天，海边的房子就变成了勃朗特姐妹笔下的呼啸山庄。
风往往是整夜整夜地刮。尖利的风声，好像携带着圆盘锯溅出的火星子，令人想起正在被切割的岩石、船坞、楼盘、森林和整个海岬。
有时大风摇晃着门窗，就像刚刚登陆的加勒比海盗，挥舞着火枪和大刀，凶悍地愤怒地嚎叫着。
2
就是在这样的夜里，有一次我独自到海边散步。
海啊，那诞生风暴的地方，黑得像命运。而夜空，那原本是高挂星星的地方，低得像绝望。这时，我突然注意到一个垂钓的人，他戴着皮帽子站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上，向着汹涌的海浪使劲地抛撒着渔线。
风呼呼地吹刮着，浪哗哗地翻卷着，海水之上只有一点点微弱的灯光，连多腿的虾爬子都钻进了海底的石缝。
那么此刻，这个两足的、无毛的、直立行走的、戴着皮帽子的垂钓者，他到底指望着什么呢？
他是不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结，需要通过一条渔线向大海诉说？
或者他幻想着普希金童话里的小金鱼，在这个恶浪滔滔的夜晚重现？
3
这是200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
它距离我最初“把思想写在纸上”的冲动，至少有二十多年时间了。
在海边的风声里，我渐渐意识到二十多年来我所热爱的诗歌，正像今夜这恶浪滔滔的大海：
它没有星光，没有魔瓶，没有寻找金羊毛的英雄，也没有海妖的女儿那迷人心魂的歌声！
它的表面翻滚着豪华游轮倾泻的现代垃圾，它的深处游弋着鬼魂般的纯物质的核潜艇。
它不适合垂钓，不适合洗澡，不适合想象，也不适合为了爱和美而进行的远征！
它只适合：茫然和沉没。
4
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在远离大海的中亚草原，在远离泡沫的宁静内心，我开始了纯属个人的诗歌之旅。
我相信“诗歌曾是神圣的语言”，并坚信它依然应该神圣。
我相信“人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尽管有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我相信“灵魂是肉体的气味”，尽管有人对灵魂嗤之以鼻。
“生活并不美好，”我勉励自己：“而我们的心，要向着美好死而无憾地飞呀！”
“把大地留给庸人去治理吧，”我写道：“我要天空！”
5
转眼之间我已经43岁。
“从前我四处流浪／带着短剑和诗行／／如今我一片荒凉／青春和才华已快用光”。
当我顾影自怜的时候，我发现面目全非的不仅仅是从雪山到海洋的物理空间的变化，也不仅仅是从青春年少到英雄迟暮的岁月流逝的变化——最令我吃惊的是：
我常常被人们称作诗人，而我感到生命和生活中的诗意正在消失或已经荡然无存！
并且，像诗意、诗歌和诗人这类从前十分明晰的东西，现在变得一团混乱！
6
“诗歌精神”是我十五年前提出的一个模糊概念。
我当时给它的定义里包含着“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之类的更加模糊的元素。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日神的向上（如《浮士德》），还是酒神的向下（如《恶之花》），“诗歌精神”都是拒绝“庸众习俗”的；好像诗意就是对恶俗生活的一种反动，好像写诗就是对恶俗生活的一种抗击。
然而，很快，恶俗生活全面击溃了我那可怜的幻想，恶俗胜利了。其标志是：
整个社会根本不把诗意、诗歌和诗人放在眼里，社会尊重强权和钞票，欣赏恶和丑。
在这个过程中，诗意蒸发了，诗人隐遁了，诗歌则作为一种没心没肺的“文本”选择与时俱进，开始大面积地转基因繁殖：先是“恶作”满天飞，继而被愤怒的革命群众撕开衣裙就地“恶搞”。
7
诗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谚云：“大道运行，各行其是可矣！”
是的。如果我瞎了眼或者死了心，也许我可以做到保持沉默。
遗憾的是，我修行太差，尚未破掉偏狭的“我执”，故有此嗔怒之文。
万望列位看官大人读者诸君海涵，并一笑了之！
随时间流逝的写作
海 男
从18岁在滇西永胜小镇开始涂鸦中的第一次书写生活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漫长的时间在日后等候着我。这种漫长包括人生不停止地迁移、栖居；也包括变幻莫测的写作之旅出现的一系列的困难；还包括你的心智，你写作的情结和环境都要经受住时间的熔炼。我是在一个暮色激荡的时刻离开滇西的，我上了火车。上了北去的火车，从那一刻开始，语词就在纷乱之中碰撞着铁轨，我带着写作笔记本、箱子，把自己塞进火车厢的角落，仿佛塞进一只火炉，历炼自我的时刻是在那个晚上开始的，然后我到了北京，到了鲁迅文学院的一间房子里。
很多年以后，我栖居在昆明，这是我最为明智的选择，因为，一个写作者必须寻找到适宜想象力、虚构的语词所需要的磁铁之乡。所以，我回到了云南，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北京不适合我，北方不适合于我的居住和写作，我依然是乘火车回到云南的。于是，在下火车时，风来了，不仅仅是从滇池边呼啸而来，也是从哀牢山、横断山脉，从滇西古驿道上而来，直抵我的胸口，这正是我灵魂落地的地方，也是我的魂灵游荡的边疆省份。
居住在昆明已经16年了，作为我私人生活的栖居地，它容纳了我写作的跳跃变化，也容纳了我写作生活的流逝。我想述说的是在时光如此变幻莫测的时间里，我依然每天保持着写作的习惯。没有任何人命令我写作，也没有任何学会机构需要我来写作，我写作，这是一种宿命。
在经历了难以言喻的许多生活事件以后，写作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它伴随着时间的煎熬。不错，许多事情都需要时间来确证，词语也一样，它就像任何事件一样，必须落进时间的刀锋和沙漏器中去，随同刀锋的锃亮，我仍会看见许多东西都被揭穿之后的一团秘境；而从沙漏中过滤出去的沙粒，给我们的选择和困惑带来了真理。
此刻，我刚写完一本书，题为《最漫长的煎熬》，记录了云南洱海地区白南诏国到大理国时代的一段秘史。在里面，我依然触摸到了时间，凡是与生或死谜团纠缠一体的，都是时间的影子，所有被祭师和诗人们吟唱不休的只不过是时间的碎片而已。
自从多年以前给《诗刊》邮寄诗稿时，命运就编织出了这样的蛛网：诗歌像是温柔无止境的私人之旅，携带着我生命中难以拒绝的美妙的时光；诗歌像是黑夜和白昼交织中发出的任何一种切人我胸口的声音，它奴役着我上半辈子和下半辈子的现实生活。如今的我，居住在滇池边缘，使我不断地生活于语词中，并为此沉溺于语词的是快乐；是因为我的生活之旅从不缺乏与心智相遇的灵性生活，比如，在辽阔的云南边疆区域，在与一只狐狸相遇时，我同时也滋生了诡计和狡黠的美，可以穿巡的美；比如，在堆集着时间碎片的洱海地区，我寻找十三个王陵的时间，耗损尽了我的激情，然而，在死亡和秘密中，我获得了诗歌和用来书写的灵感。
在流逝的一切时间里，我的宿命，已经交给了未知的一切时间，只有写作可以抵制日渐衰竭的审美疲倦，唯有写作才可以揭穿心灵生活中最漫长的秘史。
“回避”的技术与“介入”的诗歌
蓝 蓝
茨维坦·托多罗夫在一篇题为《面对极限——集中营的道德生活》的文章中，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