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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ousios 中，字母 i 在物理的意义上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但是，作为一个宗教符号，作为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表述和解释，它却成了无休止的辩论的出发点，这场辩论激起了最激烈的情感并且动摇了宗教、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丹纳想要把他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他所谓的 “ 一切有意义的细小事实 ” 之上。这些事实就它们的结果而言并不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们是 “ 意味深长的 ” ；它们乃是符号，借助于这些符号历史学家得以阅读和解释个人的性格甚或整个时代的性格。麦考莱 Macaulay 告诉我们，当他写他的历史巨著时，他并不是根据哪一本个别的著作而是根据成千上万已被忘却的小册子、布道书和讽刺作品来形成他对各政治和宗教党派倾向的概念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巨大的历史重要性，对事件的一般进程也可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它们对于历史学家仍然是有价值的，确实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有助于他理解性格和事件。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许多历史学家都对统计学方法的引入寄予过高的希望。他们曾预言，正确地使用这个新的有力武器，历史思想的一个新纪元就会到来。如果有可能根据统计资料来描述历史的现象，这似乎确实是人类思想上的一次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于人的全部知识就突然以新的面貌出现了。我们将会达到一个伟大的目标 —— 一门关于人类本性的数学。最初提出这种观点的那些历史学家们深信，不仅对大的集体运动的研究，而且对道德和文明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计学的方法。就象有一门社会学的或经济学的统计学一样，也有着一门道德的统计学。事实上人类生活没有哪一领域能免于严格的数的法则，这个法则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每一领域。
博克尔 Buckle 在其《英格兰文明史》 1857 的总导论中为这种论点作了最有力的辩护。博克尔宣称，统计学一劳永逸地驳倒了 “ 自由意志 ” 的谬论。我们现在不仅对于人们的物质利益，而且对于他们的道德品质都有了最广博的资料。我们现在了解了死亡率、婚姻率，而且也了解了最开化民族的犯罪率。这些以及类似的事实都已经被收集起来，条理化了，并且现在是可以利用的时候了。关于历史的科学之所以迟迟未能产生，从而历史学从未能与物理学或化学相匹敌的原因就在于：统计学的方法以前被忽视了。我们没有认识到，在这里每一个事件也都是必然地与它以前的那个事件相联系的，而后者则与一个更早的事实相连接，从而整个世界 —— 道德世界与物理世界完全同样 —— 形成了一个必然的系列，在这个系列中确实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他的作用，但是他决不可能确定他将发挥的是什么作用。 “ 因此，抛弃了关于自由意志的形而上学教条， …… 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人们的各种活动，只是被他们的前人所决定的，因此一定具有一种一律性，也就是说，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就总是产生完全相同的结果。 ”
统计学对于研究社会学的或经济学的现象确实是一种重要而有价值的工具，这自然是无需争辩的。即使在历史的领域中，某些人类活动的一致性和规律性也是必须承认的。历史学并不否认，这些活动是那些作用于社会集合体的大的和一般原因的结果，它们产生的某些结果与组成社会的个人的意志无关。但是当我们开始对一个个人的行为进行历史描述时，我们就不得不面临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统计学的各种方法就它们的本性来说就是局限于各种共同现象的。统计学的各种规则并不能用来规定一个单一的事例，而只能处理某些 “ 共同的东西 ” 。博克尔还远远没有清楚地了解统计学方法的特性和目的，对这些方法的充分的逻辑分析只是晚近的事。他有时候是以相当奇怪的方式来谈论统计学的规律的。似乎把它们不是看作描述某些现象的公式而是看作产生这些现象的力量。这当然不是科学而是神话。对他来说，统计学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是把某些活动强加给我们的 “ 原因 ” 。他认为，自杀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完全自由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道德统计学，我们就一定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我们将会发现：
“ 自杀只不过是社会一般状况的产物，而且自杀者个人仅仅是实现了以前事件的必然结果而已。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状态中，一定数量的个人必定要结束他们自己的生命。 …… 而这种普遍规律的力量是如此不可抵挡，以致不管是对生命的爱，还是对另一个世界的惧，都不可能有助于任何想要阻止这种规律起作用的企图。 ”
这个 “ 必定 ” 不用说就是一个充满形而上学谬见的总巢。然而，历史学家并不关心问题的这个方面。如果他谈到一个个别的事例 —— 譬如说加图的自杀 —— 那么显而易见地，对这种个别事实的历史解释他不可能期望从统计学方法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想要确定一个位于空间和时间中的物理事件，而是要揭示加图之死的 “ 意义 ” 。卢肯 Lucan 的诗句表达了加图之死的意义 “ Victrix causadiis placuit sed victa Catoni 〃 。加图的自杀并不仅仅是一个肉体的行为，而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它是一种伟大性格的表现，是罗马共和国精神对新秩序的最后抗议。所有这些都够不上我们所说的那些对历史上重大集体运动负责的 “ 大的和一般的原因 ” 。我们可以尝试把人类活动化归为统计学的规则，但是靠这些规则我们将永远不可能达到即使是自然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们所承认的目的。我们将不会 “ 看到 ” 其它时代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决不可能是真实的生活，历史的戏剧性事件，而只能是一场木偶戏中各个木偶的动作和姿势，以及牵动这些提线木偶的皮线。
上述的批评也同样可以用来批判一切想把历史知识归结为对心理类型研究的企图。乍一看似乎十分明白：如果我们谈论历史中的一般规律的话，那么这些规律不可能是自然规律而只能是心理学的规律。我们在历史中所寻求并想要描述的那种规律性并不属于我们的外经验而是属于我们的内经验。它是心理状态的规律性，是思想和情感的规律性。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地发现支配这些思想和情感的不可违反的一般规律，并且为它们规定一种确定的次序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就可以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通向历史世界的线索。
在近代历史学家中，正是卡尔 · 兰姆普雷希特 Karl Lampre － cht 首先开始相信他已经发现了这样一种规律。在他的十二卷的《德国史》中，他试图以一个具体例子来证明他的一般论点。在兰姆普雷希特看来，存在着一种使人类精神状态相继出现的恒定不变的次序。而且这个次序一劳永逸地规定了人类文化的进程。兰姆普雷希特拒绝了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宣称，每一种经济活动，就象每一种精神活动一样，都依赖于心理的条件。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个体心理学而是社会心理学，一种能解释社会心理变化的心理学。这些变化是受一个固定不变的图式约束的。因此历史学必须不再是对个人的研究，它必须使自身摆脱一切形式的英雄崇拜。它的主要问题是研究与个体心理因素相对立的社会心理因素。不管是个人的差别还是民族的差别，都不能影响或改变我们社会心理生活的有规律的进程。文明的历史时时处处都向我们显示出同样的顺序和同一不变的节奏。从兰姆普雷希特称之为泛灵论的最初阶段开始，我们经历了象征主义、预示主义 typism 、因袭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时代。这种图式是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如果我们采纳了这个原则，历史就不再是一门单纯的归纳科学。我们就能构成普遍的演绎陈述。兰姆普雷希特是从德国历史的事实中抽出他的这种图式的，但他决不打算把它局限于这一个领域。他认为他的图式是普遍适用的，是一切历史生活的先天原则。他写道： “ 我们从全部材料中所获得的，不仅是历史的和经验的统一性的观念，而且是绝对地要求这种统一性的普遍的心理学印象；一切同时发生的心理事件 —— 个人心理以及社会心理 —— 都有一种向共同类似性靠拢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