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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要用心。马英九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时，非常注意自己说中文时，避免夹带英文单字。因为以前人形容留学生是“穿著土气、开口洋气、出手小气”，马英九就是要避免自己“开口洋气”。
马英九也观察到，现代新新人类讲起话来，普遍都少了点让人回味的余韵。他猜想，是不是现代有太多科技新玩意，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法专注地把语文学好。比方说，时下流行的 ICQ，每个人都你 Q我、我 Q你，用的也都是最简略的沟通语言。马英九强调：“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当你习惯于用 ICQ的语言和别人沟通，你可能就忘了语言那种精致、细腻的美。”
马英九的好口才，让他在各种场合都能表现得宜。在轻松的场合，他更是擅长带动气氛。这一天晚上，马英九和歌手李玟在一个颁奖典礼见面。政治小天王遇上流行乐坛天后，马英九自称是李玟的忠实歌迷，逗得李玟很开心。李玟笑说：“市长这么捧场，那我想要帮台北市民做一件事，来回报马市长。”
马英九认真地想了想：“只要你以后在歌词里，记得宣导酒后不驾车、垃圾要分类就好了。”台下的观众、媒体记者听了都哈哈大笑。风趣、优雅、隽永，这就是马英九的“Witty ”，一开口，就让人如沐春风，也为自己赢得许多机会。
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国学修养极其深厚，对于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以及其它一些国学经典，有着很深的研究。当马英九还很小的时候，他便要求儿子涉足国学，今天的马英九，除了是一位法学专家，同时，还具有极深的国学素养，中国文学的功底非常之深。
有一次，台湾《慈恩》杂志和马英九约定一个采访，这个杂志，主要刊载仁孝亲情之类的文章，采访时，记者突然提出一个议题：“中国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你认为这个说法对吗？”马英九立即说，他觉得这个提法是错误的，他本人不赞成。他觉得父母有错，仍要和颜悦色地规劝，这才是人子之道。他随口说道：“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记者被他这一番之乎者也弄昏了头，后来才知道，这一段，原来出自孔子学生所编的《孝经》第十五篇，内容是孔子和学生曾子的对答，几乎和此次记者同马英九的对答相似。曾子问孔子：“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孔子回答说：“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下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马英九引用这句话，意为，如果不义，子不可以不向父力争，臣不可以不向君力争。如果是不义之事，子从父的意思，又怎么能说孝呢？由此，我们找到了马英九和李登辉间矛盾的根源，因为李登辉需要的是“君臣之道，君君臣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金口玉言”。而马英九却是“臣不可以不争于君”，遇到他和李登辉意见相左，又认定自己是对的，他便会据理力争。
马英九当“法务部长”时扫黑，受到了一些人的责难，有人拿他抓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说事，又指他放宽假释尺度，使得很多犯人出狱，然后重又犯罪。马英九回答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语出自《论语。为政》，讲的是法家和儒家两种不同的为政之道。法家以刑法治天下，儒家以德治天下。
当然，与马英九相关的轶事，也包括了一些“不良”记录。马英九曾十几次因为违章停车等被警察开出罚单，他也像其它市民一样，老老实实去交罚款。马英九也曾因为某些行政失误以及其它失误，而十几次向台北市民公开道歉。
第五章：台湾政坛的蓝绿对阵台湾的政治发展及其演变马英九是个政治人物，每时每刻都身处在台湾政坛矛盾斗争的旋涡中心，因此，要真正了解马英九，就必须了解台湾政治的发展、演变及其现状，这样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马英九身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他为此所作出的一切努力。
1949年以来台湾政治的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40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湾重建与强化专制统治。
l945年 10 月台湾回归祖国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贪污腐败，军警横行，加上当时粮食恐慌、物价飞涨、失业严重，引起了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l947年 2月 28 日，台湾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权、要求民主自治的运动。国民党当局以“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罪名，进行了血腥的残酷镇压，计有数千人被杀、被捕，失踪、逃亡的不计其数。
l949年 10 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前后，蒋介石集团率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退踞台湾，并于 1949午 5月 l9 日颁布了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况，封闭全省，限制出入境，实行军事管制。封锁大陆消息，严禁一切违禁的言论、出版和罢工、游行等活动。 1950 年 7月，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将一些党政元老、军事将领、派系首领排挤出决策圈；全面更换旧有的党政系统；整肃党内旧有的派系。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整顿各级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发展新党员，培植起一批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建立了蒋氏父子对国民党的绝对控制权；经济上进行了财政整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同时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权日渐认识到“反攻大陆”的希望渺茫。1958年，蒋介石提出“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的方针。由于得到美日等外国垄断资本的支持，台湾当局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上美国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和运用从大陆运去的黄金、美钞等外汇以及从大陆赴台的人才，台湾经济在 60 年代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国民党力图在戒严体制下巩固与强化专制统治。1960年，蒋介石通过“国民大会”修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获得连任而成为“终身总统”。同时，蒋介石在人事和组织安排上为传子进行部署，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开始向蒋经国过渡。在白色恐怖统治下，蒋氏父子对党政军各界实行严格的控制，对于各种反对势力则采取严厉打击的高压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由中国事件”：1960年 9月，《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人雷震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而被国民党当局以“涉嫌叛乱”的罪名逮埔。
（二）70年代至 80 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为应付新的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的变化，开始向标榜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过渡。
从 70 年代开始，台湾政局趋向动荡，国民党政权面临外挫内困的局面。从外部看，1971年 10 月，联合国第 26 届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之后，陆续有 20 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1972年 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同年 9月，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日“断交”。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日益陷于孤立。
从内部看，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带动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新兴的地方财团势力及由中小企业主、中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医师、律师、部分公教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希望分享政治权力，省籍矛盾日渐突出。
70年代初期，台湾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与此同时，以《大学》杂志社为主导，一批学术界和工商界青年提倡政治革新，提出扩大“政治参与”、“废除政治特权”、“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改造上层政治结构”等主张。党外势力开始活跃并得到发展，要求“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
1972年 3月，蒋经国出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