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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他们的发祥地是在我国东北境内。这支北方游牧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率领下东征西战，战果显赫。他们夺取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他们还向中亚、西亚仍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亚洲和欧洲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开始获得世界声誉。元朝的建立，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政权，但是自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
清初中国把蒙古分为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称为内蒙古，漠西和漠北蒙古为外蒙古。清政府曾分别在这些地方设置了管理机构。为防止外蒙的割据，清庭在库伦（乌兰巴托）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1727年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
蒙古的分离，只是本世纪初的事。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掠夺、打击之下，大清帝国日益衰落。1911年武昌起义后，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也宣布独立。当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重新统一于中华民国时，外蒙古却脱离了这一进程，沙俄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推行“去中国化”和外蒙独立。
1913年，沙俄利用袁世凯政府内外交困之机，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自治”的外蒙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1918年中国政府驻军库伦。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苏共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
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死后，苏联领导人背弃列宁的诺言，在蒙古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去中国化”运动和分离运动。
1945年日本战败，中苏谈判再次涉及外蒙问题，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要求中国同意外蒙独立，遭南京政府拒绝。1945年 10 月10日到 20 日，外蒙古集会举行全民公决，随后宣布独立，脱离中国。
马英九认为现在“台独”份子要走的就是象外蒙古“去中国化”和分离祖国的这条路子。在这一点上，马英九确实具有超人一等的智慧，一眼就看穿了“台独”分子的鬼蜮伎俩。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们要做的正是逐渐“去中国化”，然后象外蒙古一样实行“全民公投”，最后达到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险恶目的。 2004 年 9月 30 日，陈水扁在接见第四期“蒙古行政管理人才训练班”学员时就公开说：“蒙古共和国经过公投，确认国家主权独立的意志，值得台湾学习参考。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要走出一条真正属于台湾 2300 万人民的台湾之路，台湾要站起来，台湾要走出去，相信蒙古成功例子能给台湾无比的信心。”
对“台独”分子的阴谋和企图，蒋经国当然非常清楚。蒋氏父子主政台湾的几十年中，尽管海峡两岸各行不同的制度，但在台湾不存在“国家认同”的问题。蒋氏父子不断向岛内民众宣传根在大陆的理念，积极推行国语，要求台湾学生对大陆的省份、地形倒背如流，文化教育上推行了许多措施，使台湾虽然与大陆隔绝几十年，仍保存着中华文化的血脉。他们还严打“台独”活动，破获许多“台独”案件，使“台独”活动在岛内难以立足。
蒋介石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1958年和 1959 年这两年，蒋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独”分子，不仅把“台独”头领彭明敏等人长期关押，而且他对任何鼓吹“台独”的人都不放过，一经抓起来，长期关押。1960年 4月，台湾选举各县、市长和“省议员”，蒋介石明令：凡是鼓吹“台独”的人，不得参加选举。受日本和美国支持的“台独”头子廖文毅 1960 年跑到日本的横滨组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蒋介石知悉后，派员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日本政府取缔所谓“台湾独立统一战线”。在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之下，廖文毅不得不移往美国活动。
中共领袖毛泽东也看到了“台独”势力的发展对中国统一所构成的威胁，看到了蒋介石是坚决反对“台独”、主张中国统一的，对蒋介石采取的打击“台独”行动极为赞同。由此，毛泽东改变了过去的认识，提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 1959 年 10 月 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毛泽东因此提出要与蒋介石“和”的主张。
1958年 10 月 6日，毛泽东在他亲笔撰写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对蒋介石说：我们“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当年 10 月 25 日毛泽东又亲笔撰写《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情只能是我们中国人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多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
1957年 4月 16 日，周恩来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有了两次合作的过程了。”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条消息，标题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
后来，毛泽东对此问题更是语出惊人：“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在此期间，著名民主人士曹聚仁还频频来往于北京和台湾之间，成为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蒋经国的座上宾，密商两岸和平统一大事。
反对党兴起与“革新小组”成立但蒋经国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政权的安危。马英九也知道蒋经国的心事，所以对“台独”分子“去中国化”的事避而不谈。马英九说：“我回来的时间不长，对于党外人士的那些诉求，还不十分了解。不过，这几年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我都有认真观察和研究。他们之中，确实有一些人，是在忧国忧民，但另外一些人，我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
他见蒋经国很有兴趣地在听他讲话，便继续说道，他认真研究过菲律宾的情况，觉得菲律宾和台湾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两地最初都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美国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但后来，美国的态度显然改变了，这次菲律宾所发生的事，自然与其内部的腐败和独裁有着极大的关系，但另一方面，美国在背后支持反对派，给马科斯政府不断施压，更是一个直接的诱因。台湾目前的情况，和一年前的菲律宾极其相似，公政会虽然还不是政党，但已经形成一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实体，并且在不断壮大。如果取缔的话，美国不会答应，而且，台湾岛上，也可能引发冲突，增加不安定因素，这几年的改革努力，可能付之东流。如果放任自流，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可能会闹出更大的事来，那时，政府就不得不表态，选择的余地，反而会小很多。“
马英九的话理顺意明，言简意赅，字字精辟，更兼他思想敏捷，眼光远大，见解脱俗，说得蒋经国连连点头，“嗯！有道理！我就是担心会动摇国本。国本动摇，我就是千秋罪人呀。”马英九很清楚，蒋经国所说的“国本”，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分裂中国，这才是所有一切政治的根本。
此时此刻，蒋经国确实是被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他在寻找突破的方法，却又觉得很难突破这个困局。他并不仅仅只是找马英九一个人交谈，还曾找过很多人，至于别人向他提供了什么样的建议，马英九不清楚。大约一个月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