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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英九在这次活动中的表现却异常突出，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演讲以及写作方面的才能，在许多次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又组织学生前往美国以及日本大使馆抗议，将由他亲手所写的抗议书递交给两国使馆。马英九个子很高，外貌又英俊，他领头走在抗议队伍的前列，十分引人注目。游行队伍中，他是领呼口号者之一，他似乎创造性地发挥了原已拟定的口号，喊出“日本无理，美国荒谬”的口号，令那些参与游行的大学生，感到异常贴切和振奋。
因为这项运动是蒋经国在幕后暗中支持，所以，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很容易受到蒋经国的关注。这次游行之后，保钓运动并没有结束，而是向纵深方向发展。从此以后，马英九一直都没有放弃保钓，即使是几年之后去美国留学时，他主持台湾留美学生刊物《波士顿通讯》，在上面发表了许多保钓文章。他从事博士研究时，也曾广泛研究过与保钓相关的课题。那时，他确实有一种雄心壮志，希望将来有朝一日，中国和日本就钓鱼岛主权进入国际法庭打官司的时候，由他来担任辩护律师。
正因为他的一贯表现以及在保钓运动中的突出成就，台湾大学国民党学生党部决定让他担任更为重要的学生领袖角色，提拔他担任了台大学生代联会秘书长。而马英九之所以能够担任秘书长一职而不是别的职务，却与他本人能说会唱，又能写一手好文章大有关联。那时正是保钓运动的高峰时期，每一所大学的学生领袖中，都需要强有力的笔杆子。这是个十分显赫的职位，从此，马英九真正步入了学生领袖的行列，也正式成为蒋经国青年后备军的预备人才。
有人因为保钓运动倒了霉，有人因此成了明星般的人物，马英九便是因为保钓成了人所共知的英雄。这之间的区别，真是微妙至极。这并不是说，当时的马英九，便已经有了足够的政治敏感，因此才能在这场微妙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显然不是，他毕竟是一名十几岁的年轻大学生，各方面都还不成熟，不可能具备那样的政治敏感性。可是，他不仅没有被清洗，反而因此增加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原因何在？这与他父亲长期从事国民党党工有关。
马鹤凌是一名老牌的党务工作者，他具备三大特点，其一，对国民党的统治手段，有着充分的了解；其二，对于蒋经国的想法做法，有着绝对的把握；其三，对国民党的理想信念，有着绝对的真诚。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在太子班底中长期呆下去。既然有了这样的基础，他不可能不知道是谁在发起和操纵这项运动，如果这项运动的后台是蒋经国，那他肯定能知道蒋经国发起这次保钓运动的真实目的。即使他不会明确向儿子说明这一切，也会在暗中支持或指导儿子，让他明白哪些事该做，哪些话该说。尤其是后来这场运动开始出现转向，矛头开始指向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坐视儿子往那个危险的阵营滑下去了。
要指导儿子的思想和行动，对于马鹤凌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毕竟，马英九只不过是大学二年级学生，虽然担任了代联会秘书长一职，那也只是一名学生干部，与真正的政治和社会精英，还存在很大的距离。何况，孩子总是好玩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总有些事情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对于主义国是以及政治等等，也不可能有着非常“坚定”的立场，更不可能作为矢志不移的信念。还有就是，马英九从小就是十分听话的乖儿子，甚至到长大以后，担任了国民党和台湾当局的重要职务，马英九对父亲深思熟虑的主张仍旧是言听计从，少有违抗，何况在这涉及身家性命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呢？
如果说此前，马英九还是广泛涉猎各种知识的话，此时，他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未来就是从政或者从事司法工作。但不论是从政或者从事律师工作，除了会写，还需要会说，甚至说比写更为重要。所以，从这时开始，他便有意训练自己的演讲能力。
在当时，不善言辞，沉默寡言，甚至木讷，还被社会上许多人视为“老实、忠诚、可靠”的代名词，被当作优点来看待。甚至丈母娘挑选女婿的时候，都会在同等条件下偏向这样的人。现在，我们当然也不能全盘否定这一价值标准，但就今天的社会发展形势来讲，善于表达自己，的确已经成为一个人获取竞争优势的优点了。西方社会认为：舌头、金钱、电脑，是现代管理者“三大战略武器”。卡耐基说：一个说话得人心的人，别人对他的评价，往往超过他的真实才华。
此时，马英九的经历和他所学到的东西开始在他的头脑中起作用了。他发现，很多知识渊博的人，演讲的时候下面的人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甚至呼噜声一片，这就是不知道如何用精彩的方式，来表达精彩的内容。这使他感到了拥有一付好口才的重要性。事实也是这样，是人才者不一定有口才，有口才者必是人才，而且是不可多的人才。人才是宝，口才是金，拥有口才就是拥有实力。荀子在《大略篇》中说的一段话他记得最清楚：“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敬其宝，重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口才并不是一种天赋的才能，它是靠刻苦训练得来的。古今中外历史上一切口若悬河、能言善辩的演讲家、雄辩家。他们无一不是靠刻苦训练而获得成功的。美国前总统林肯为了练口才，徒步 30 英里，到一个法院去听律师们的辩护词，看他们如何论辩，如何做手势，他一边倾听，一边模仿。他听到那些云游八方的福音传教士挥舞手臂、声震长空的布道，回来后也学他们的样子。他曾对着树、树桩、成行的玉米练习口才。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少年时曾患有口吃病，但他不被困难所吓倒。为了克服口吃，练就口才，他常常朗诵、慢读课文，为了准确发音，他对着镜子纠正嘴和舌根的部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不仅有超群的数学才华，而且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辩才”。他从小就注意培养自己的口才，学习普通话，他还背了唐诗四五百首，以此来锻炼自己的“口舌”。
这些名人和伟人无疑为马英九训练口才树立了榜样，他想要练就一副过硬的口才，就必须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刻苦训练。练口才不仅要刻苦，还要掌握一定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加速人口才的形成。当然，根据每个人的学识、环境、年龄等等的不同，练口才的方法也会有所差异，但只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加上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那么就会在通向“口才家”的大道上迅速成长起来。
马英九对演讲产生浓厚兴趣，既和保钓运动有关，也和对未来计划的定位有关，同时也与他目前在学生会所担任的职务有关。既然已经明确了要从政的目标，何况他这个学生会的领袖人物本来就有许多演讲的机会，自然得掌握好演讲的方法和技巧，要不然如何上台去感染和号召其他同学呢？
马英九爱上演讲，还与他幸运的遇上了著名的丘宏达教授有极大关联。保钓运动期间，学校研究生协会邀请客座教授丘宏达发表有关钓鱼岛主权的演讲。丘宏达教授是台大法律系毕业，是著名作家李敖的同班同学。丘宏达的这次演讲，虽然由研究生协会组织，但因为涉及钓鱼岛问题，正是马英九所感兴趣的，他又是学生领袖，所以跑去听这次演讲，结果，他被丘教授的演讲魅力迷住了，从此爱上了演讲。马英九曾经说：“不论是经师、人师，丘老师都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其实，马英九和丘宏达教授并没有师生之谊，但是，多年来，他们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只要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马英九都习惯向丘宏达教授请教。甚至是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都延续了丘宏达教授有关钓鱼岛的那篇文章，写的是《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此后，他回到台湾，在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教书时，又在这篇英文论文的基础上，于 1986 年1 月以中文写成《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一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由此可见丘宏达教授对马英九的影响，也可知马英九对于钓鱼岛的重视。
为了练好演讲，马英九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