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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斗争问题》一文，对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
“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
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③军队是
实行战争的工具，“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目前已具备
建立正式革命武装的条件，因此“需要在革命政党的指导之下，积极从各方
面下手”。要将工人、农民、小商和知识分子，编入革命军队，因为“只有
这种革命军，能作革命战争的主体。”④。。
①《向导》第143 期，1926 年1 月21 日。
②《新青年》月刊第3 期，1926 年3 月25 日。
③④《新青年》月刊第4 期，1926 年5 月25 日。
1926 年8 月，国共两党拟议的联席会议，准备在广州开会。中共中央
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出席会议。离开上海之前，瞿秋白在一次谈话中，
对于北伐战争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8 月7 日，临到启程前夕，瞿秋白
把谈话整理成文，题作《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送给当时中央的机关刊
物《向导》要求发表，被搁置不用。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各
阶级对于北伐战争的态度，含蓄地并且善意地批评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放弃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文章指出：
第一，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以后，“革命潮流之伏流昂
进”的结果，“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是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
的革命战争”。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留在革命营垒中，并在革命联合战线中保有
部分领导权。
“既受赤化的震惊，又受买办的压迫”，为求巩固其地位，取得与帝国主
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妥协，始终需要军事力量，并需要通过北伐扩充自己的力
量。
第三，小资产阶级渴求革命高潮到来，对于革命战争“深切的感觉着
需要”。它异常迅速地革命化，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
哉了。”
第四，农民在五卅后奋起斗争，遍及广东、湖北、湖南、直隶、山东、
四川、陕西、江苏等省。农民运动“不但反抗劣绅土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
少接受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对资产阶级和蒋
介石们是失望的，而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这“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
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
第五，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各阶级，资产阶级为一方，力图利用北伐，
限制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扩充自己的力量，企图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妥
协，建立资产阶级独裁制；以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一方，“不但
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确立自
己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发展工农武装，和一切革命派结成强大的斗争同盟，
“建立平民专政之基础，而且切实的开始革命军队与革命平民之结合”，“以
建立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为目的”。在对立双方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正需要在
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
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第六，针对党内右倾的北伐战争“躁进”论，瞿秋白严肃地指出：“革
命的前途到此已开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
领袖权的紧要关键”。
这场斗争“虽然还有很大的困难在前，然而始终是非常之开展，非常
之有希望的。‘最后的决死的斗争’快要临到了；应当有坚强的革命的意志，
来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职任。
难道可以说：现时积极赞助并发动革命战争，便是‘革命的躁进’？”
①。。 ①以上引文均引自《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据影印件。
8 月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瞿秋白指出革命营垒中出现的“新右派”，
“他们渗入国民革命的战线而力争其领袖权，凭借军力，实行其扼制工农与
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之政策。”①9 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向中央写了
报告，对广东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派别、工农运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具体的
调查和分析。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
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在谈到北伐战
争时，他说：蒋介石知道“到湖北后离其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
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指出，蒋介石所取得的
地位、权力，已经构成了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
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②这是多么及时的预见，后来事态
的发展和结局，不证明了这预见的正确吗！①《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我们的生活》第4 号。据作者修订稿影印件。
②《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 年9 月15 日）。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
1926 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里，对于农民、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
与无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分歧。7 月间，陈独秀主持和指导
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没有继续贯彻2 月北京特别会议关
于放手发动工农运动，“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的精神，反而在农民运动
和农民武装问题上，接受了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陈独秀在会议上的报告和会
议通过的一些决议，虽然也谈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但是其基本精神是错误
的。会议认为；农民“在思想上尚不脱离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
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①。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
②。会议指出，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并规定了限制农民运动的
办法。在《农民运动议决案》中规定：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
“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
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
地主的口号”。还提出了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认为在农村联合战
线内，当地主与贫农发生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
会议反对和阻止农民掌握武装。认为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超
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保存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只是提出“以
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③。而对农民武装，则规定“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
“不可有常备的组织”④；甚至提出要更改农民自卫军的名称，以讨好反革
命派。
①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③④《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坚持正确的主张，对于农民问题，作出了明
确的回答。瞿秋白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前述《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
中，他就指出：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
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一）乡村政权归农民。（二）武装自卫。（三）
极大的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1926 年8 月，瞿秋白
在广州停留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进行了
深入的调查研究，深感“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
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①此时，广东省农民协
会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全体执行委员及所属办事处代表、各地农民运
动特派员参加会议。
瞿秋白、毛泽东、彭湃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
会议上讲了话。这可能就是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国
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①《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 年9 月15 日）。
这是一篇关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
瞿秋白在这篇演讲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的
农民的痛苦最深，他们要缴纳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缴
纳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杂税，每个农民最低限度的损失要百分之六十
五，剩下来的只够他们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