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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今后在学校中的表现，并不取决于早期的阅读能力，而取决于其词汇量的多少和丰富性。Maryanne Wolf的理论在这方面得到了两位早期教育专家Betty Hart和Todd Risley的研究的支持。他们调查了在3个不同阶层中的孩子词汇量的发展，结果发现：孩子运用的词汇，有86％～98％是来自家长和他们讲话时所用的词汇。在4年的时间内，专业人士阶层（professional class）的孩子会听到450万个词；劳动阶层的孩子会听到260万个词；靠政府福利救济生活的家庭的孩子，则仅听到130 万个词。假设这些孩子的智力基因基本一样，他们的语言经验则完全不同。专业阶层和靠领救济生活的阶层的孩子，在4年内从家长那里所听到的词汇竟然相差320万！这种不同，也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在学校的学业表现。
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儿童心理学家Kathy Hirsh…Pasek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她对来自学术导向的学前班和社会导向（也就是强调游戏和培养孩子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学前班的孩子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到了5岁时，学术导向的学前班出来的孩子认识的数字和字母明显要多。但是，到了一年级（也就是6岁）时，这一优势就消失了。同时，在学习的热情和创造力上，社会导向的学前班的孩子明显要高。
Kathy Hirsh…Pasek运用她主持的天普大学 婴儿实验室反复证明她的理论。比如，她向两岁半到3岁的孩子放映专门教他们动词的录像。结果发现，这些孩子基本无法理解录像的内容。但是，当成人运用木偶戏对录像进行演绎时，孩子的理解力就开始大增。同样，她发现家长给孩子读书的传统方式比新兴电子技术所制造的“科学智力开发”课程要有效得多。所以，她鼓励家长多和孩子玩搭积木等等的游戏，或者在屋子里用桌椅板凳和床单建造“城堡”。这种自然的游戏最有教育效果。过分进行学术性的早期智力开发，会在孩子大脑里造成神经学上所谓的“堵塞”，把神经元的突触（synapsis，即一个神经元的轴突接触并影响另一个神经元的轴突或胞体的部位）淤塞占用，而这些组织机体本来是应该为日后更有创造性的活动所保留的。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智商大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教育也许能对提高智商起到一点边际的效应。家长越肯花时间和自己的孩子进行创造性地游戏玩耍、经常给孩子读书、和孩子进行有趣味有思想的交谈，孩子的智力发展就越健康。相反，如果家长牺牲这样的天伦之乐，把孩子交给陌生的早期教育专家，让他们用过分学术化的课程占据孩子的童年，或者用大量生词卡对孩子进行填鸭式的灌输，孩子的智力发展就可能变慢。而这也是中国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
天才危机
记得七八年前，一位在日本工作了将近10年的老友对日美文化和制度之不同发表了一通高见。他说：日本体制的目标，是让最低能的人也能有相当好的表现，哪怕牺牲了高能者的创造力。在日本工作，你再傻再笨，但只要规规矩矩、勤奋努力，你就和大家一样，是体面的中产阶级。但是，作为聪明人，你就得悠着点，太出色会给同事带来压力，人气反而会低。世界上毕竟大多数人偏笨，这套制度有利于多数人的创造力，是日本竞争力之根本。美国则不同。你有多大本事就使多大本事。所以有比尔·盖茨。但是，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竞争中，笨人就惨了。你败了就是败了，只能到最底层去，或者流落街头，或者被关在监狱里。毕竟，一个聪明人的创造力顶得上几千上万的笨人。让这些人发挥，是美国竞争力之根本。
我这位朋友后来离开日本，一大原因就是觉得自己太聪明，在公司里装傻装得时间太长，实在受不了。美国的报纸上几年前也报道了一个故事：一个日本公司的雇员，发明一种节能灯，公司奖励了50美元。后来他觉得太委屈，起诉公司，申请了自己的专利，最后获得上千万美元的利润。此事在公司内部议论纷纷，大家都说此公太贪婪。后来这位天才干脆跑到美国来干了。
这些事例，都说明美国是个强者、能者的乐园。以衡量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而论，美国已经超过了45，而一些欧洲国家才20多，日本也不过30多（在这个系数中，0代表绝对平等，100代表绝对不平等）。你如果智商高，按说在美国生活是最舒服的。
其实不尽其然。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就知道，聪明人常常混不好，笨人往往很发达。比如普林斯顿一位教授育有一儿一女。女儿从小就是顶尖学生，大学上了常青藤；儿子则一直不争气，勉强上了一个当地的小大学，让老爹操心不已。但是，两个孩子上完大学，老爹开始操心女儿了。因为女儿大学毕业后，跑到另一常青藤读哲学博士。一向不务正业的儿子，熬到大学毕业后就去“搞钱”，在车行里当差，如今已经很发达。几年前还有人出版过一本畅销书，叫《百万富翁的脑筋》。作者调查采访了许多百万富翁，分析他们的成功之道。结果发现，在这些人中，基本没有优等生。相反，许多人小时候学习困难，甚至是问题学生，需要特别帮助。
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复杂。美国是个有反智倾向的社会，价值取向非常实际。一个哲学教授需要最精英的训练，但其掌握的技能属于“没有用”的东西，凭此能够维生就已经非常幸运了。相反，一个做肥料买卖的推销商，未必需要大学训练，但其财富则可能让那个哲学家望尘莫及。另外，聪明人想法太多，精神需要大，脱离物质追求的比例也大。笨人知道自己不是那个料，也没法对玄而又玄的东西发生兴趣，从小就很实际。长大成人后，经济上就可能挺成功。
不过，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还是美国的社会文化中对聪明人的敌视。比如戈尔，在世界上很受尊重，乃至拿了诺贝尔奖，但当年大选却败在布什手下。一系列民调显示，在大选的主要政治议题上，大多数选民都支持他的主张，但是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人。原因是他太聪明，讲什么都头头是道。当时一幅漫画最能说明这一社会心理：戈尔和布什被画成教室里的小学生，老师要大家回答问题。布什托着腮帮子在那里愁眉苦脸，想不出来；戈尔则兴高采烈地举着手雀跃：“我知道！我知道！”美国读者一看这漫画就会心而笑。因为自己学校的经验都告诉他们：像戈尔这样的聪明人，在学校里是最讨人嫌的。你聪明就聪明吧，我们拿你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不选你！
1996年《天才教育季刊》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了3514名高中生，问他们在漂亮、聪明和运动天才三者之间最喜欢自己具有那一种。结果，54％的人希望自己聪明，37％希望自己具有运动才能，只有9％希望自己漂亮。看来，聪明还是大家最想要的东西。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当自己得不到这种最想要的东西时，就特别会嫉恨那些得到的人。这一调查还显示，只有0。3％的人说自己想变得聪明的原因是希望更人气。可见，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聪明不能给你带来人气。早在1926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Leta Hollingworth就注意到，智商在125～155之间（100为平均智商）的孩子，具有最高的社会能力。但是，智商超过160以后，孩子就经常被社会所隔绝，受同伴的排斥。结果，许多天才不仅一无所成，而且非常压抑，甚至不幸地度过一生。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更加恶化。因为从那时开始，聪明的孩子跳级就越来越困难。这大概是受自由派的社会公平的理念的影响。在这些自由派看来，孩子就是孩子，应该和自己同龄的朋友相处，不应该过早进入成人世界。而教育的重点，则是帮助那些弱势阶层。甚至讨论智商都成了政治不正确，有歧视之嫌，似乎每个学生读书不好，背后都有某种社会不公正，需要学校纠正。结果，智商160的孩子要跟着智商100的孩子的速度学。而那些智商100的，则要跟着智商40的速度学。谁也别想出头。
到了本世纪，问题则变得更为严重。布什上台后，推出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通过标准考试等等手段，对公立学校加强监督，要求学生达到基本的学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