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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我看到两种提案。一是劫富济贫，对哈佛这种富校巨额的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征税，把得到的钱交给缺乏捐助基金的穷学校。还有人提出，那些招不到一流人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二三流人才的知识水平（比如毕业生和新生之间的成绩差别最大）的学校，应该优先获得这笔资金。这样，教育资源就可以相对平均地分配，使三流大学也能从一流大学那里获益。另一个方案，则是鼓励发展两年制的社区学院。《钟曲线》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就曾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并非所有人都具有上四年制大学的智商。那些智商不够的人，在便宜的两年制社区学院中学习具体的木工技术，比在四年制大学里硬着头皮读柏拉图要有效益得多。这样也使教育投资达到最大的效益。在一个有高效益的社会，技术过硬的木工，可以有很好的收入；一个二流的柏拉图专家，则可能一钱不值。不过，究竟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怎么扭转这种资源向智能精英倾斜的趋势，现在还看不清楚。更大的可能是，在人们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以前，这种英才独断的高等教育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了。
其实，高等教育的彻底英才化所带来的大学分化，也未必那么可怕。毕竟这是从资本主义到“智本主义”的一个进步：人比钱更重要。市场运行本身，也许能够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比如，当一流大学捐助基金过于庞大、在股市上的回报丰厚到花不完的地步时，就会加大经营基金的投资家的权力、削弱捐款人的重要性。一些捐款人觉得自己对常青藤无足轻重，可能就会向小一些的学校捐款。特别是一些富家子弟的孩子进不了常青藤而读了二流学校，他们家长的利益自然是资助自己孩子的学校，借扩大学校的声誉来抬高孩子的身价。这样，就可能刺激一些次级常青藤的崛起，并使这些学校逐渐积攒下丰厚的捐助基金，最终也具有向英才提供免费教育的能力。总之，在“智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素质是一分钱一分货。智力的买家会越来越多。你孩子的素质，很快就会在英才主义的大学竞争中获得适当的市场价值。
上大学要多高的智商
如今发达国家迅速白领化，上大学的人在适龄青年中快成了大多数，甚至有大学义务教育化的趋势。比如，在马萨诸塞州，就正在讨论是否提供免费大学教育（主要是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的问题。
大学的普及意味着文化的提高。不过，这种提高，可能降低大学本身的层次：从知识精英的殿堂，变成了大众教育机构。这样的大学还叫大学吗？大学在大众化中能够维持过去那种精英教育的质量吗？更重要的问题是，真是有那么多人都适合或者需要上大学吗？
2007年《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此文的作者不是常人，而是1994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在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
《钟曲线》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其基本论题非常清晰：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智能最优异的进最好的大学，智能低下的则沉入社会下层。过去你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外在因素决定的。如今则是由你自己的智力决定。智商和犯罪率、失业率、福利、儿童教育、贫困等等都有显而易见的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必须认真面对。该书还进一步根据心理学上的研究，得出亚裔的智商比白人略高，黑人的智商则明显偏低的结论，惊世骇俗，被自由派斥为种族主义。乃至作者不论走到哪里讲演，都被抗议者包围，甚至有大动拳脚的场景。
此书的两个作者，一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Richard J。 Herrnstein，一是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可惜，主要作者Richard J。 Herrnstein在书出版那年就去世了。他是声誉甚高的职业心理学家。许多心理学家对此书提出的学术性挑战，他都无法回应。另一位作者Charles Murray接受的是社会学的训练，最多不过是心理学“票友”，不具备和职业心理学家论战的资格，也只能根据Richard J。 Herrnstein的基本理论，在智商研究的社会意义上和公众打口水仗。不过，这场口水仗的意义非凡，突显了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基本社会理念。自由派认为：贫困是社会不公正的结果，只要消除了这种不公正，贫困就会基本消失。保守派则认为：社会的不公正固然存在，但贫困和贫困者本身的文化行为也有相当的关系。《钟曲线》则走得更远：贫困本身，也许和智商有关系。比如黑人享受了这么多社会政策上的照顾，其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仍然很低。这大概和他们的智商偏低也有关系。想想不久前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因为说了类似的话被迫道歉的事情，就知道《钟曲线》犯了多大的忌讳。
这次Charles Murray出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大论，还是演绎智商理论的社会意义。当今最流行的思想是，大学教育是缩小贫富分化最有力的工具。给年轻人提供大学教育，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越多的人上大学，社会就越平等、越有希望。Charles Murray则反唇相讥：智商决定了有的人是上大学的料，有的人不是。把不是上大学的料塞进大学，就好像用劣质金属造精密机械，只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Charles Murray要人们面对一个基本事实：有一半孩子的智商是在平均线以下的。这个平均线是100。你低于此线，就属于智商偏低的50％的人口，高于此线，就属于智商偏高的50％的人口。不过，大部分人口的智商，都集中在100这条线的周围。假设一个女孩子的智商是135，那就是人口中百分之一的顶尖聪明人了。她如果英语课的成绩仅仅是C，那就叫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教育者对之悉心调教，她的学业会有惊人的长进。坐在她身后的一位男孩，考试得了个D，但他的智商在49％这道线上，略低于50％的平均线。我们可以多教他一些词汇，多给他做一些练习。但是，他不可能再往前走多远。不要指望他会成为个作家或者工程师。如果用股市的原则来分析教育投资，你把钱投在前面那位智商高女孩子身上，效益就可能翻出本金几十倍；如果把钱投在后面那位智商低的男孩身上，就可能连本儿也都要赔进去。
为什么这么说？现有的研究证明：智商主要是由先天的基因所决定的。现在没有人知道怎么能够提高智商。人工的干预和开发，只能短时间内把智商提高七八点。但是，一旦这种干预和开发停止，这些“提高”了的智商很快就会跌回去。2005年，“全美教育进步估价”机构的报告说，有36％的四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准低于该机构的基本水准，说明教育出现了很大问题。Charles Murray则指出，四年级孩子智商低于95的，正好有36％。这主要不是教育问题，而是人的天生条件问题，不必大惊小怪。
在Charles Murray看来，一般智商水准的人，努力学习后能够体面地完成高中学业，再往前走就非常困难。这在自然科学上最明显。平均智商的人到大学学自然科学根本跟不上课。据说当年有位俄罗斯的量子物理学家讲完课，一位学生跑过来抱怨：“教授，我怎么还是搞不懂。”那位量子物理学家不动声色地说：“量子物理学不是谁都能懂的。”我刚来美国时的一位英文老师向我们诉苦：她念大学的女儿数学不过关，跑到数学教授那里问究竟。那教授则说：“有人学得会，有人学不会。”智商低，在数理上一筹莫展。文科则似乎好对付些。比如一个智商为100的学生，上经济学入门也能跟着读书考试；但这大多似懂非懂，只能靠死记硬背蒙混过关，并无法掌握经济学的真髓。在我看来，低智商的人在文科中碰到的问题，是提不起兴趣，不理解也无法感受到一个很“不实际”的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Charles Murray的结论是：一个人读大学，智商低于110就很成问题，而这种智商人口中只有25％才能达到。如果你要在大学表现出色，就得至少要115的智商，也就是人口中15％的顶尖水平。如今美国的现实是，45％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进四年制大学，考虑到高中辍学的因素，大约40％的适龄青年在大学读书。这样，大学生智商的准入水平就降到了104。
以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