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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打比方说，这就好像开豪华的悍马免费，普通的日本车便宜，土造的小排放车则贵得买不起。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
然而，这却是个非常有道理的道理。其背后的逻辑，其实在Richard J。 Herrnstein和Charles Murray十几年前出版的爆炸性名著《钟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中就有过系统论述。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一个人的能力由其智商基因和环境所决定。当美国式的民主把个人环境变得越来越平等后，基因就对一个人的能力起了越来越大的决定作用。当社会绝对平等后，由智商基因所塑造的能力就几乎主宰了人的命运。美国大学的演进，正是追循着这一无情的原则。
这样的论断，当然过分绝对，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实。美国从来没有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环境；智商基因也远不是决定能力的唯一内在素质。但是，作为一个分析现实的理论框架，这一论断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洞见。毕竟，美国社会给人提供的教育环境越来越平等。现在和未来教育环境的差别也不可能随着贫富差别的扩大而无限扩大。比如，一个优秀的贫民子弟，在没有学上的年代固然很难和一个平庸的富家子弟竞争；但是，一旦他拥有了基本的受教育条件，那个富家子弟不管请多少家庭教师、上多好的贵族学校，也很难弥补自己在智商方面的弱势。应该说，一旦社会给所有成员提供了基本的教育条件，由基因所塑造的智商，就给个人在竞争中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
《钟曲线》的出发点，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人口的智商结构分布大致是固定的。100分是人口的平均智商水平，超过的属于高智商，低于的则属于低智商。中等智商的人在人口比例中最大。如果把智商从高到低制成一个横坐标轴，并以100作为中点，再把人口数字由低而高做成纵坐标轴，那么从横坐标的中点往两头推，随着智商的提高或降低，具有相应智商的人口就逐渐缩小。用坐标图表来表示，就呈现出一个中间高、两头低的“钟曲线”。
照这个道理推论，当高等教育不普及、人口中只有非常少数的人能进大学时， 大学生自然是人口中具有顶尖智商水平的群体。一旦高等教育普及、几乎谁想进大学都可以进时，智商中等甚至偏低的人都成了大学生，大学也就不那么精英了。以中国近30年的历史看，我在1979年参加高考时，北京的大学录取率是二十七分之一；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时，录取率则肯定更低。如今全国的大学录取率，则达到56％上下。也就是说，智商处于平均水平上下的大致也可以进大学。这也难怪，20多年前虽然大学刚刚恢复、学术条件极差，但那时候的大学生素质要高得多，成才率也高得多。如今的大学生生活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教育资源之充足早已超出前一代的想象，但素质却比较差。比如，现在虽然有许多大学生失业、有许多“海龟”变“海带”，但跨国公司在中国高悬着几十万年薪，却很难找到能够胜任中高层职位的白领。这两代人的差距，绝不能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质量来解释。要知道，在30前的大学里，连一本五六十年代翻译的苏联的社会科学著作都被奉为至宝，甚至无法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相比之下，现在的大学生条件优越得多。所以，这两代最根本的差距，恐怕还在于他们的智商水平：一是二十几里挑一，一是人口的平均线。这种解释，也很合乎美国的“智商决定论者”的论断。他们中有人曾经大放厥词：哈佛的教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哈佛怎么选学生。你把哈佛选出来的学生送到一个野鸡大学读4年，日后主宰美国的照样还是这些人！
不过，同样坚持“智商决定论”的《钟曲线》，对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分析：从1900～1990年间，美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增加了5倍，高等教育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进程。然而，如果以智商来界定的话，大学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变得越来越大众化、不是高智商群体越来越被稀释，而是高智商群体更集中、学生更精英，其中常青藤的精英化尤为严重。数据分析表明：在1900年，只有2％左右的23岁的青年有大学文凭。即使这些人的智商都达到115以上（这几乎肯定不可能，因为许多人上大学仅仅是因为家里有钱），当时的社会中每8位拥有这种智商的青年，仅有一位进了大学。这种局面维持20年左右，然后大学迅速朝着把高智商群体一网打尽的方向发展：在智商最高的四分之一适龄青年中，1925 年有七分之一进了大学；1950年，则有七分之二，比例翻了一倍；到了60年代，则变为七分之四，再翻一倍。这种高智商人口向大学汇集的速度，明显超过了大学生人数增长的速度，造成了大学不断精英化的趋向。
在一流大学中，这一趋势则更厉害。不妨以哈佛为例。在1952年，哈佛从3个申请人中录取两个。如果你爸爸是哈佛出身，那么你申请就有90％被录取机会，是名副其实的“十拿九稳”。那年哈佛新生SAT（相当于美国的“高考”，即学术能力测验）语文部分的中等成绩是583分。这种成绩若放在今天连申请个二流大学都无保证。但是，仅8年后，即1960年，哈佛的录取比例从三分之二降到了不及三分之一；新生SAT的语文成绩为678分，数学为695分，都比1952年增加了将近100分，两者相加到达了1373分（SAT的难度长年稳定，可以做跨越几十年的比较）。但这种成绩拿到今天则别想进哈佛。现在哈佛的录取比例仅为9％，新生SAT的语文数学两门成绩相加，大部分在1400～1580的范围内。甚至SAT考了满分（即1600）而进不了哈佛等名校的，也比比皆是。总之，不论是进一般的大学还是进名校，所要求的智商都比“二战”前高多了。
而名校和一般院校学生的智商分布，则反映出名校精英化所造成的高等教育的分化。在“二战”前，美国人形容常青藤盟校学生的常用语之一竟是“富而蠢”，“聪明”并非常青藤的“品牌”。在那里，高智商的秀异之士仅仅是极少数，大部分学生属于平庸无能之辈。一个南部农庄里的女孩子，即使是智商达到了145，即千里挑一的水平，也很难上大学，更不用说哈佛了。《钟曲线》根据20年代和60年代一些珍贵的SAT成绩资料，并通过SAT和智商的换算公式，得出了意味深长的结论：在1926年的常青藤盟校和7所顶尖的女校，学生的中等智商为117，在全美青年88％的智商水平之上，仅略高于常规认为的适宜接受大学教育的智商水平（115）。而在1928年宾夕法尼亚的10所大学中，新生的平均智商水平则在75％～90％人口的智商水平之上，和常青藤等一流大学几乎没有区别。到了1964年，宾夕法尼亚这10所大学的新生更聪明了，平均智商水平在89％人口的智商水平以上；但同样的那些一流大学，新生的智商水平跃进更大，达到了99％人口的智商水平之上。一流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的差距加大了。可惜的是，《钟曲线》由于出版年代所限，并没有统计分析21世纪的数据。事实上，如今竞争进常青藤，要比60年代困难得多。比如前述哈佛的例子表明，1960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申请者可以被录取，如今录取率则跌到十分之一不到，并且还在下跌。难怪许多60年代的常青藤毕业生感叹：他们的孩子即使比他们当年优异，也读不了自己所读过的学校了。
这种高等教育随着普及化而精英化的原因有多种。首先，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几乎是少数白人精英的私人俱乐部，在学的绝大多数是所谓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子弟。这些人进大学并不经过严格的竞争，而是靠着家庭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哈佛不仅被这些WASP子弟所垄断，而且学生大多来自波士顿附近的几个贵族学校。严格地说，哈佛在“二战”前相当于一所地方学校。如今，哈佛不仅是全美名校，也是世界的大学，甚至把招生的大网撒到中国来，并有大量的奖学金，海纳各阶层人士。一个中国的穷孩子，只要智商高，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就可以和波士顿一位百万富翁的孩子竞争进哈佛。一个能够网罗全球各阶层的人才的大学，当然比仅靠波士顿四周地方贤达子弟中人才资源的大学更能创造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