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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从小就应该培养她或他建立和发展稳定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人是社会的动物，必须通过别人的信赖才能成功。女儿在评价她年级里一个一直试图讨好她但被她所回避的男生时说：“他很善于交朋友，但却不善于保住自己的朋友。”看来，这也是她评价人的一个重要指标。她自己则有个小小的，却是很稳定的朋友圈子。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做人成功的证明。
智商与早期教育
“智本主义社会”的成功阶梯
——智商及其社会后果前面两部分的讨论，无论是《一岁就上常青藤》还是《华尔街怎么养孩子》，都是以我们怎样抚养自己的孩子为中心而展开的。我所倡导的教育方式固然来自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念、经验和观察，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我们所吸收的一些教育理论。因此，本部分将跳出个人化的经验，综合国外的一系列理论和经验性研究，来分析教育孩子过程中几个核心的问题：智商、素质、智商的开发和素质的培养以及素质对于成功的决定性作用。
从教育的立场，我把人类社会分为三大阶段：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智本主义社会”。在这三个阶段中，决定人一生成败及其社会地位的要素有着本质的不同。简单地说，在传统的贵族社会，血统是决定性因素。你拥有多少财富和权力，首先要看你的家门、出身，而未必是你的个人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你一生的成败则决定于你所掌握的资本，即你是否有钱。虽然能力可以产生金钱，但是一个能力平平的百万富翁子弟，比起住在偏远农村但个人素质达到百里挑一的水平的穷孩子来，还是有着难以挑战的优势。“二战”以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开始进入“智本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能力平平的百万富翁子弟很难斗得过有着百里挑一的素质的穷孩子。因为前者虽然继承了巨额财富，却没有能力创造新的财富。在一个财富飞速增长的时代，他即使谨慎地保有了所继承的财富，这笔财富在新增长的巨额财富面前很快就会显得微不足道。后者虽然一贫如洗，但其个人素质所具有的创造财富的潜力，则在早年就会被社会所承认。结果，他即使一贫如洗，也会被炒得像是市场炙手可热的期货：大家争相往他身上投资、花钱请他进常青藤接受一流的教育。如果他争气的话，就可以效法比尔·盖茨等等前辈，凭借自己的智力创造微软、谷歌、Facebook这类企业。而那些守着祖宗财富的富家子弟，比起他来就像个叫花子了。
当然，这种社会阶段的分法，是非常粗疏简单的。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都需要能人治事。贵族要是不能干，或不重用能干的人，就会被淘汰。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相对欧洲更是平民化，缺乏贵族传统，科举考试的理想还是“选贤与能”，而非品评家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竞争的门户更是大开。比如卡内基不过是个穷困的移民，登陆美国后马上成为社会底层的童工。但他靠自己的能力，最终成为世界最富的人。这些都体现了“智本主义”的原则。不过，在前两个社会阶段，能人从底层崛起还是受到种种限制，需要突破既有的制度框架。真正出头的，还是能人中的极少数，是例外而非常规。所谓“智本主义社会”，则创造了制度化的渠道，把能力作为唯一的指标来衡量一个人。比如常青藤，即使到了20世纪上半期，还是被白人社会精英垄断，别的阶层根本无法和这一统治阶级进行公平竞争。如今则不同了。你若是没有能力，几乎什么血统和财富也无法把你送到常青藤里。你如果有能力，哪怕你是中国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哈佛也会一年花4万多美元请你去读书。这种现象，只有在“智本主义社会”才会普遍地、常规地发生。
下面的《钱再也挡不住你的孩子进常青藤》一文，介绍的就是这种“智本主义社会”如何围绕着常青藤创造了一整套制度化的渠道，不问贫富地把最高智商的人收罗殆尽。你有钱未必进得了常青藤，但有智无钱者却能捷足先登。这其实也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逻辑：对高素质的人追加教育投资，会产生极大的经济回报。比如比尔·盖茨如果生在中国农村，说不定就是个马加爵，甚至根本不可能上大学。但这样的人如果生在21世纪的美国贫困家庭，哈佛会一年拿出4万多美元请他去读书。算算账就明白：白请人家来读书，4年下来也不过19万美元。回报是什么呢？看看比尔·盖茨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1千亿美元。他即使是不行善，一生靠交税也会回馈社会几百亿。如果你在股市上19万的投资有这样的回报前景，你即使冒着巨大的风险也愿意去试试。相反，一个素质平庸的富家子弟，你在他身上不管投几百万、几千万，他也不会胜任复杂的工作，甚至难以完成高水平的学业。这种没有赢利前景的投资，谁也不会干。所以，即使富人有的是钱想送自己不争气的孩子进哈佛，哈佛也会不要，宁愿自己投资把位置留给潜在的比尔·盖茨们。
基于同样的原则，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孩子和常青藤的距离越来越近。美国一流大学录取中国学生的比例和绝对人数每年都在提高，而且经济因素也越来越不成为读常青藤的障碍（其实经济因素对中国学生而言几乎从来不是个障碍，因为他们基本都拿了全奖）。在哈佛、耶鲁这种学校，对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一概免费。最近两校又提出新政，对家庭年收入达到18万甚至20万美元之巨的家庭，收费封顶，保证这些家庭最多只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来支付教育费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人士预计：用不了多久，家庭年收入20万以下的家庭，上常青藤就会免费（包括生活费）。可见，上常青藤再不会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能力问题。所以，我才敦促中国的家长要让孩子“一岁就上常青藤”。早期教育的成功，可以使你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把孩子推向世界的顶峰。
综上所述，在“智本主义社会”，家长能给孩子留下的最大的遗产不是资本，而是“智本”。接下来我们必须面对的是：这个“智本”是什么？能否被家长从孩子身上人为地创造出来？围绕着这些问题学术界还有许多争议。我将重点介绍十几年前轰动美国的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中所阐述的“智商决定论”的观点。从这一“智商决定论”的角度看，人一生的成败，甚至收入水平，都和其智商密切相关。美国大学的“高考”，即SAT（学术能力测验），基本也可以换算成智商。不过，许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都对此说提出批评，强调智商除了遗传基因的生理层面外，还有其社会层面。智商的高低会受后天环境的影响。而且智商本身也并不一定能决定人的成功。一个人的其他素质，比如品格、动机、意志、价值观念等等，往往比智商更关键。智商甚高但一事无成的人也比比皆是。难怪有许多人在智商之外提出“情商”的观念。看看常青藤大学的录取标准就知道，SAT只是标准之一。除此以外，录取官员还要看申请者的其他因素，如参加社会服务的经历、对付重大人生挑战的能力等等。说智商决定一切，不如说素质决定一切。这种素质所界定的范围，当然比智商要宽泛得多。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试图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以素质取代智商作为教育的目标，强调智商以外的“文化行为”的重要性；一方面也试图界定在素质这个宽泛的概念中，智商究竟有多重要。接下来，我还将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智商是无法改变的的话，在这一外在限制之下，家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