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 吴晗著-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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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镇抚司分南北，北镇抚司专　　
理诏狱。　　
直驾侍卫只是形式上的职务，巡查缉捕才是工作　　
的重心，凡是“不轨妖言　”，都在缉捕巡查之列。所　　
谓“不轨”实指政治上的反对派，“妖言”　实指不满　　
现状要求改革的宗教团体，尤其是弥勒白莲和明教等。　　
因为朱元璋从红军出身，　当初也喊过“　弥勒降生”　　
“明王出世”的口号，非常明白宗教教义的号召力，　　
更清楚聚众结社对政权统治的威胁。对于一些并肩百　　
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还有一群出身豪室有地方势力　　
有社会声望的文臣，自己百年之后，忠厚仁义的皇太　　
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皇太孙比他父亲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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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成天和腐儒们坐而论道，根本不是驾驭群雄的　　
角色。为了替儿孙斩除荆棘，扫清障碍，朱元璋借用　　
特务机构，有目的有步骤地对文臣武将实施大规模清　　
洗。　　
到洪武二十年，文武大臣和其他有威胁的人物被　　
杀得差不多了，朱元璋以为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下令　　
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把锦衣卫指挥使　　
也杀了，卸脱了残暴屠杀的责任，表示从此以后要实　　
现法治。六年后，胡党蓝党都已杀完，朱元璋才大大　　
松了一口气，又下令以后一切案件都由朝廷司法处理，　　
内外刑狱讼事不再经由锦衣卫。但是锦衣卫组织机构　　
并未撤销，在有明王朝的统治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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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利剑高悬　整饬吏治肃朝纲　　
作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深悉元末弊政：　　
仕进之徒，上至公侯，下至州县簿书小吏，大多贪赃　　
枉法，以致法政不严，最终导致元朝的灭亡。朱元璋　　
以为此弊不除，难成善政。　　
洪武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令，警告自今官吏有犯　　
贪赃罪的严惩不贷。并具体规定只要官吏贪赃达八十　　
贯钱者，就绞首示众，然后剥皮填草，挂于当地衙门　　
大堂上，以示警戒，力儆效尤。新官上任，往往触目　　
惊心，轻易不敢胡作非为。据说，在每个府州县衙门　　
旁边都修了一座庙，专门作为剥皮场所使用。由此可　　
见，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态度之坚决用法之严厉。　　
洪武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朱元璋怀疑北平二司　　
官吏李或、赵德全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　　
等互相勾结，合伙贪污，便下令法司严刑拷问，查出　　
郭桓等人贪污官粮达七百余万石，于是大兴怨狱，史　　
称“坐盗官粮案　”，又称“郭桓贪污案”。　参与者礼　　
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　　
侍郎麦至德全部伏诛。由此案而下狱拟罪的达数万人，　　
很多无辜的官吏都被牵连进去了；追赃的时候，又任　　
意扩大范围，百姓中中产以上之家几乎都因此而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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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下诏指明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永远不能赦免。民间　　
一时怨声载道。由于“郭桓贪污案”乃有明开国以来　　
第一大贪污案，朱元璋不免借以造势，以儆效尤。御　　
史余敏、丁廷举等上疏奏报民情不平，朱元璋就亲自　　
下诏列举郭桓等人的罪状。余敏等又奏郭桓案所指证　　
的都是法司严刑拷打逼他招供的，大多是冤案。朱元　　
璋只好一面将郭桓等人的罪状用皇榜示于天下，一面　　
将制造冤案的右审刑吴庸等处以极刑，借以平息人们　　
的怨恨。　　
在郭桓贪污案中，朱元璋虽然借之生事，株连了　　
无辜，但却反映了他对这件开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的　　
警醒与重视，想用严刑杜绝官吏的贪赃之风。　　
朱元璋不仅借郭桓一案大开杀戒以儆效尤，而且　　
颁行书册，以警告各级官吏。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颁布　　
《醒贪简要录》，让食禄者多多体恤百姓，不要贪暴；　　
又于洪武二十二年颁布《大诰》律，对官吏贪赃违法，　　
施用重刑。　　
在朱元璋严刑打击和书面警示的两手治理之下，　　
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对官吏之　　
间的贪污之风加以抑制，甚至出现府州级官员贪污赈　　
灾款的案件。　　
洪武十六年至十八年，河南连续三年发生水灾，　　
民不聊生。朝廷连续三年发派官员携钞到河南，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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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对灾民进行赈济。洪　　
武十八年，郑州知州康伯泰、康武县丞柴琳等将赈济　　
灾民的救济款贪污为己有。康伯泰贪污１５００贯，　　
柴琳贪污２００贯，布政使杨贵是７００贯，参政张　　
宜为４０００贯，王达８万贯，典吏王敏１５００贯，　　
张岩５００贯。赈灾款被这些贪官据为己有之后，灾　　
民生活艰难。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不得不典妻　　
卖儿以求度过灾年。上述官吏的贪污事件暴露之后，　　
相关人员立即被逮捕下狱。各贪污之人，除了参政张　　
宜等为功臣之子，免死充军之外，其余官吏一律处决。　　
此案反映了朱元璋推行的“重典治吏”的国策。　　
但它发生在郭桓贪污案之后，本身也就说明了，朱元　　
璋的两手政策固然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对官吏的贪污　　
之风，却没有根治的疗效。　　
建国初年，功臣和官吏对天下百姓的敲榨勒索、　　
侵占民田财物等是一大弊政，对刚刚经过了战争破坏　　
的国家的恢复与发展，对保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十分不　　
利。朱元璋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功臣与地　　
方官吏为害尤烈。一方面，朱元璋大封功臣，如徐达、　　
常遇春、汤和、沐英等无不尊宠加身，享受各种特权；　　
另一面，他又认为，如果功臣享有过多的特权，将严　　
重侵扰社会的正常秩序，危害国家安定，于是在洪武　　
五年六月三十日，命令工部特地制作了一块铁榜，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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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功臣（当然也包括各级官吏等）：　凡公侯之家强占　　
官民山场、湖泊、菜园、芦荡及金、银、铜、铁作坊　　
的，一律严惩不贷；同功臣之家有特殊关系的也不得　　
倚仗权势为患乡里，否则“刺面割鼻　”，并没收其家　　
产，强行将其迁至南宁等边远地区；其余为虎作伥的，　　
各杖打一百，并将其和妻、子等一起迁往南宁。　　
从这里即可看出朱元璋对于官吏仗势敲榨勒索、　　
侵占民田劳力财物行为的深恶痛绝。然而皇帝的一纸　　
诏书却是远远不能抑制官僚腐败之风的复萌和蔓延的。　　
明洪武二十年，广西都指挥使耿良，任职期间，　　
与布政司官、府州县官勾结，先后骗取黄知府白银６　　
００两、黄金１００两；克扣军饷３２８１贯，并且　　
差人将庶民杜通阳家的积粮３５０石强行搬回自己家　　
中，他又教唆军人诬告南宁卫王指挥，索要官佩、玉　　
绦环等物，还将追查犯人所得的赃款白银６０两、钞　　
４０贯、铜钱３６５００多文落入自己的腰包。耿良　　
甚至还强占属下军官的妻子。耿良多行不善，终于事　　
发。就连朱元璋闻知后也不得不慨叹：官逼民反，民　　
不得不反哪。随后立即下旨，将耿良等斩首不赦。　　
明初，地方上设粮长一职，负责田地丈量、征收　　
税粮、奏报水害灾情等事务。然而粮长一职却往往成　　
了奸吏们巧立名目、科敛为害最厉害之据。明洪武十　　
八年，粮长邾阿仍不仅托故不赴京接受皇帝面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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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伙同其党谭理、周伯贤等人巧立各种名目，科敛百　　
姓。按规定，本来只应征粮１万石，但他们凭空立下　　
本脚钱、均需钱、船米脚米等多种名目，共征收米３　　
７０００石、钞１１１００百贯，总计贪污勒索达米　　
２万石，钞１１１００贯。在邾阿仍的横征暴敛下，　　
百姓深受其害，甚至有揭屋瓦、卖牲口衣物布帛以抵　　
粮赋的情况。朱元璋一闻之下大怒，斥责其无爱民抚　　
民之心，并亲自制其死罪。　　
历史的教训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干政　　
的祸害。他以为汉唐两朝的祸乱都是宦官始作甬者。　　
这些人在宫廷里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能用作心腹：　　
作耳目耳目坏，作心腹心腹乱。严令规矩，不许内臣　　
读书识字；并在宫门前铸立铁牌　：“内臣不得干预政　　
事，犯者斩　。”又规定内臣不许兼外朝的文武官衔，　　
不许穿外朝官服；内廷官级不得超过四品，月领俸禄　　
一石米，穿衣吃饭官家管。外朝各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