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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初起时双方都无常备军，彼此都以“召列状”（…missionsofArray）召募军队。一般的情形是地主将他们邻舍佃农武装，给养与马匹也由召集人捐助，议会军则另有统筹的津贴。双方都不缺乏军官，因为很多人曾在大陆参与战事。勤王军最大的损失则是海军不发一矢，全部投效议会军。国王靠外界接济的机缘本来已很渺茫，失去海军之后更为无望。勤王军受英国地主生活影响，善于驰骋狩猎，因此在骑兵战术上占优势。但是他们的资源不充分。战事持久，议会军又逐渐占上风。
战事展开两年仍胜败不分，双方开始寻觅外援。查理一世从爱尔兰人获得的援助至为有限，而且他与天主教人士周旋，引起国内英格兰人的反感。议会则和苏格兰接洽，苏格兰的条件是议会派的人士签字于誓约，承认长老会的宗教组织。协议成功后苏军入境，使北部的勤王军两面受敌，极收牵制之效。但是南部的勤王军仍能采取攻势，也曾数次击败敌军。兵饷没有着落、部队缺乏纪律是两方的通病。很多部队只愿保护家乡，不愿远征，还有很多为部队长一手招募经营，一旦部队长战死，部队即瓦解。
直到1644年冬尽，议会才组织新模范军（NewModelArmy）。以后，兵饷的发给比较正规化。后勤部队也渐有头绪。普通的士兵都穿制服，严禁向民间劫掠。议会的会员不得兼军职。克伦威尔时则例外。他以中将统率新模范军的骑兵，部下大率由剑桥一带称为“东镇集团”（EasternAssociation）之地区募来，将士历经征战，宗教上的信仰则属独立派。因此，他们日后尚要在英国历史上留名。此时则因他们以清教徒的精神施用于战场，获得成果。1645年纳士比（Naseby）一役，他们将查理一世亲自指挥的主力击溃，战后又追奔逐北十多英里，以至对方全部辎重以及国王之书信文件均被俘获。勤王军自此解体。新模范军之出现，显示军队已非私人构成之组织。英国高层机构已有蜕变之势，只是内中仍有问题。
纳士比之后，议会军只从事肃清勤王军残存的城市和碉堡，但是战事仍延至1646年夏天。5月，大势已去，查理化装出走。先南向伦敦行，半途又折向东北，至此他还想觅船航海，未果，最后北行，自投于参加内战的苏格兰军。这时他还以为苏格兰人对他的处置会比较契合。但是苏人留他半年，因为谈判不得要领，将他交给英国议会以换取40万镑之欠饷，然后撤退回国。
国王成为俘虏之后，和他敌对的苏格兰人、英格兰议会和新模范军也开始彼此之间的斗争，前二者在宗教上为长老会所左右；后者则为独立派之中坚。这时候绝大多数英国人仍相信国王是不可或缺的，问题只是立宪君主制的详细内容。查理曾说：“平时治理国家不在刀剑，而在讲道坛。”可见得他深信当日宗教在政治上的重要。他的书牍和行动，也显示他一直没有放弃以主教治国的希望，唯迫于环境，不得不与对方周旋。一到时机好转，他仍准备以主教团支持他的君权神授说。议会里的多数派属于长老会。他们既签有誓约，也觉得虽不用主教，到底也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如此英格兰与苏格兰教会的事才有彼此交融的可能。
在独立派看来，实行誓约，采取长老会的制度，对他们一样不利。要是因此禁锢他们的教坛和活动，或让他们在全国体制之外自行瞻拜，都是难以接受的。此时全国仍有供奉教会的什一捐。独立派被迫以1／10的收入供全国教会，还要另外自费组织教会，另外出钱请牧师。既有全国教会，则有教区，因此人民之行动也仍受其管制。英国议会虽有一部分由于信仰自由而对国王作战，此时仍下令不许普通人讲解圣经；怀疑基督神性的人，仍会被判死刑。听以宗教的独立派对长老会的多数派也是心存戒惧，也相信他们是想干预人与神之关系。
当这些纠纷尚未解决时，议会提出裁军。各部队开始集中悉听遣散，但对欠饷并没有适当的处置，应募前往爱尔兰服役的士兵少，以独立派为主的军中将士决定自行其是。1647年5月他们派兵强行接收国王查理一世。其次，他们组织军人参政会（CounciloftheArmy），以将级军官及每团其他军官二人士兵二人组成。他们声称除了出入锋镝，既为自由的公民，最低也有对国事说话的权力。于是推克伦威尔为领袖。他们既和议会做到两不相容的地步，回头想与国王交涉可能较为容易。查理则认为陆军与议会意见分歧正是他得利的机缘，果然为其料中，所谓第二次内战于1648年展开。
但是在1647年年终之前，国王查理一世又做了两件失却民心之事。11月间，他从被扣押的地方逃出，出奔威特岛（IsleofWight），他满以为岛上总督会听其摆布，不料后者仍将之拘禁。12月，他又与苏格兰人签定密约，同意全国实行长老会制3年，且积极压制独立派的信仰。在签订此约之前，他曾致书议会，要他们考虑陆军提出的方案。他不仅出尔反尔，而且暗中央结苏格兰人进兵，对和他交涉的人讲，则是阳用缓兵之计，阴图克害。所以查理日后之被弑，既有历史家誉之为烈士，也有的说他是自食苦果。
然则查理在历史上的地位还算固定。他的一生以君权神授始终。从这出发点，他以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方式（详第五章）和人身关系（personal）的方式维护一种非人身关系的制度（impersonalinstitution），因之他既为烈士，也系自招其咎。最难的还是阐释克伦威尔的历史地位。他和圆头党以及宗教上的独立派提倡良心自由，在历史上成为一种过渡时期的产物。从长期历史上讲，信教自由开启政治自由之门，而政治上的自由也开经济上放任政策之门，因后者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可是这连串的关系，却只能理解，而无法在一人一时一事上找着痕迹。个人的经历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克伦威尔本人行事，有时候尚在前述关系之中表现矛盾状态。
所以克伦威尔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贡献，还是以间接的在精神方面发生启发作用为主。他的共和（monweaith）和护国（Protectorate）都是由环境造成，也不能在历史上长久立足。但是他以自由（liberty）的名义参战，战胜论功，总是归于神之光荣。圆头党军队在战场上唱赞美诗。此中即包涵了一个宗旨：只要各人认为良心无亏，任何应做的事都可以做。但是克伦威尔又不像当日的均平主义者（Levellers）那样完全以理想支配现实。17世纪人文因素尚属简单，在中世纪凡事一成不变的习惯尚未革除之际，他的断然处置和大刀阔斧的胸襟打破了历史上的一个死结。经过他的试验，英国决不能再回复都铎王朝的旧局面了。
如果这种说法过于抽象和空洞，我们不妨在相反方向找出一两个例子，作为较实际的证据。劳德任大主教时，约克大主教曾写信给他：“我发现各处的牧师都在砍伐、更变、修正、节略和增添。”有些荷兰员工受雇在剑桥以北的沼泽地（thefens）做排水的工作。大主教看到这些工人用他们习用的仪式做礼拜，立刻命令他们参加附近的英格兰教会。在这新旧交替之际所谓宗教仪式，代表着不同的社会习惯，也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英格兰教会更怕变更，自己也拒绝对新时代作调整。又根据可靠的来源，克伦威尔于1647年和查理谈判的时候，他曾说出要是荷兰的政治体系能移植于英国，英国人民必蒙其惠。这种话里表示他念念不忘良心自由，而非关怀一种抽象和空洞的观念。尤其与英格兰教会大主教之态度相比，克伦威尔的信仰是他思想的主宰。它既可渗透到政治里，也可以贯穿到商业政策和经济生活中。他和其他的清教徒一样，都以为自己的积极性格概系神赐。在同时代一切都在转变之际，这种信仰也可以发挥于其他的地方。韦伯（MaxWeber）说出清教徒之成为资本家，他们不复以赚钱为坏事，而认为是好事。积蓄财富不复受传统道德观念束缚，也不按现今的生活程度适可而止，因为赚钱已成为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