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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涌现出了一批以怡和行、同文行、广利行、义成行为首的著名商行，而且还涌现出一大批豪商巨富，如伍秉鉴、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出了“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据历史记载，当年瑞典的商船“哥德堡”号就与广州十三行有着密切的商业来往。如今，在瑞典哥德堡图书馆仍保存着一张1742年1月17日“哥德堡”号第二次离开广州时广东海关发放的船牌。在这张船牌上，详细地记载了“哥德堡”号离开广州时的装备情况，上面记录着：“番梢”即船员120人，剑刀30口，大炮30门，“鸟枪”30支，火药10担，以及弹子300颗。同时，在这张船牌上还写明了“哥德堡”号应该缴纳的一切税款，并且注明这些税款已经缴纳完结，假如在离开广州港后遇到风浪等特殊情况，漂流到其他省份，凭着这张牌照各“关津要隘汛防处所”也不得“重征税饷，留难阻滞”，而且“其随带防船火炮器械”已经“按照旧例填注牌内”。据说，当时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八位数遗产的“千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特，靠的就是与广州十三行做生意发了大财。后来他在曼哈顿囤积地皮，成了美国首富。当时，偌大一个中国，只有广州一处对外开放口岸，故而广州港每天都会商云集。十三行随着外贸往来的逐步发展，也越来越壮大。十三行并非只有十三家，多时可达几十家，少时只有四五家。所谓的“十三行”，实际上是人们习惯性的称谓。由于十三行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所以广州十三行也逐渐成为与当时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今天看来，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3。横空出世，总商之魁
当初，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公告，宣告解除海禁，使广州十三行迅速崛起。但是，令李士祯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在以后的岁月里，还为中国催生出了一位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十三行中，行商的共同组织称为公行，其首领称为总商，一般都是由最富有的行商担任。鸦片战争之前，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以“潘卢伍叶”最为著名，即同文行和同孚行的潘家兄弟、广利行的卢文锦、怡和行的伍秉鉴以及义成行的叶上林四大行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伍家似乎要比其他行商更精于投资之道，很快就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据记载，伍氏家族原籍福建，康熙初年进入广东。刚入广东时，伍氏曾经从事过商业活动。到了伍国莹这一代，伍国莹在一家行商当起了账房。当时，商户的账房不仅要做会计工作，也参与资产的管理，并且作为商行的成员还可以进行投资贸易。因此，伍国莹在这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与丰富的经商经验，并且在他还没有成为行商之前，就已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了商业往来。1783年，伍国莹终于脱离了这家商行，在海关的监督和要求下成为行商，成立了怡和行。在伍国莹的经营下，怡和行已经很有起色，并且在国际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当时，伍国莹在商界的商名叫“浩官”，而且这个名字也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以“官”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在十三行时期的广州本是一种尊敬的称谓，代表的是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初来乍到的洋人却误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名字，结果约定俗成，以后行商都被称为某某官。1801年，伍国莹去世，儿子伍秉鉴便继承了伍家怡和洋行的业务。在伍秉鉴手中，怡和行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出口贸易产品就是茶叶，而且欧洲人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但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却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都能卖出很高的价钱。到1807年，怡和行已成为了广州的第二大商行。随着行务的发展和贸易额的激增，伍家的资财也逐步上升，成为广州诸行商中首屈一指的巨富。1813年，怡和行终于被列为总商之魁，登上首席商行的位置，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头人——总商。此后数十年，伍秉鉴一直居于行商的领导地位。直到1826年，他将怡和行行务处交与第四子伍元华掌管，自己退居幕后，但他仍掌握怡和行和公行的实权。伍秉鉴父子两人，都是工于心计、多财善贾的大行商，他们一方面与外商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贿赂、捐输和报效，同清政府和广东各方面的官吏接触密切，官商结合，怡和行的财富也迅速上升。作为封建特权商人，而且清朝又实行捐纳制度，因此伍秉鉴也捐资买了一个三品顶戴的官衔，成为亦官亦商、上通朝廷、下连市廛的名副其实的官商。同时，伍家父子又凭借中外交涉中介人的有利条件，与外国的外交代表、军政官员保持密切的关系。英国驻华第一任商务监督、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都与伍家有直接的通商关系。而且，英国马地臣行的中文行名就是采用了伍家怡和行老字号的号名，称作了“怡和洋行”。在清代，中国共出现过三个商业群体，他们分别是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和广东的行商。两淮的盐商经营盐业，晋商经营票号，行商的主业则是外贸，但有所不同的是，行商的资产更为集中。在伍秉鉴的经营下，伍氏家族使行商的资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4。慷慨富有，享誉海外
据《华尔街日报》（亚洲版）说：“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额财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伍秉鉴的富有自不必说，在当时他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富豪，家院堂皇气派，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因而伍家庭院也成了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外国使节常常会晤的地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商人眼中，伍秉鉴却是“诚实、亲切、细心、慷慨、富有”的结合。据说，当年伍秉鉴在洋人眼里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物，他们都称他为伍浩官老爷。有关伍秉鉴的趣闻逸事，在当时的外商中流传着很多。其中，有一个故事表现了以伍秉鉴为代表的中国商人慷慨大方的一面。当时，有一个美国波士顿的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了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下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这个波士顿商人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一直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了出来，对这个波士顿商人用英语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是运气不好。”说着他就把借据撕掉了，继续说，“现在债务一笔勾销，你回国去吧。”要知道，7。2万银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就是在如今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相当于今天300万元人民币。在当时，一艘远渡重洋的中型海船所携带的货物总价也不过10万银元左右，而伍秉鉴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可见其富有和慷慨。因此，“伍浩官”的名字也开始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伍家除了和美国商人关系密切以外，同英国行号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美国商人把伍秉鉴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所以英国商人也对伍秉鉴万分的信任。尽管伍秉鉴的生意比较多，而且收费也较高，但他们仍然乐意同他交易，因为他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他能够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算出利息是九百多元，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会相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每年的贸易额就达到了百万两白银，而且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他在外商中的信誉可想而知。
5。多方资助，恩威并用
与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鉴很愿意尝试新的投资领域，他有时投资并不单单是为了获得利益，还为了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和心理上的满足。19世纪初期，随着外国商人在广州口岸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