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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自豪在电话里就稿子存在的问题与作者谈了很久……
这天晚上，姚自豪对这篇稿子又反复地进行了思考，从人物刻画、情节切割、线索铺陈、结构布局、悬念设置等许多方面，总共提了八条修改建议。最后对于这篇作品的题目，他也没有放过，认为《赤诚卫士》缺少个性化，过于直露，并亲自拟了两个题目：一个叫《两个人的哨所》，另一个叫《今晚的月亮哭了》，供作者修改时参考。
第五章“幕后”之谜 （7）
第二天，一封长达一千五百多字的邮件邮到了辽宁抚顺。
邮件发出半个小时，对方发来了回件，那是一番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言，透过字里行间，似乎可见作者那一双满怀感激之情的泪眼……
一个令读者喜爱的精彩的中篇故事就这样诞生了。
这就是编辑姚自豪自己所书写的“百姓话题”。
夏一鸣是《故事会》创刊以来第一个有着研究生学历的编辑。
他曾当过中学教师，后来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学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与《故事会》这本刊物有着学术上的亲和感。
1988年和1989年这两年里，编辑部又有人出国，又有人调离，本来还十分宽松的人手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就在这时，还在学校学习的他来到编辑部开始实习。
过了两年，也就是1991年，夏一鸣正式进入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成了当时学历最高、年纪最轻的编辑。
夏一鸣早就听说主编何承伟善于给新来的编辑压担子。果不其然，他进编辑部不久，何承伟就在座谈会上向他交办了“谈古说今”的选题，并让他负责这个栏目的编辑工作。其时“谈古说今”只是个主观栏目，杂志并没有这方面的作品资源，所以，在开始阶段，每期二篇的“谈古说今”事实上都是他一个人根据相关文献改编而成的。
编辑部每年都有一次工作会议，由何承伟亲自主持，主要是研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刊物如何调整版面，充实新鲜的内容，适应读者和市场的需求。一次会议上，编辑们对于反映校园生活的故事也表示不太满意。
夏一鸣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本刊物是一本通俗读物，主要面向高中以下文化学历，而这些读者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中学生，可是刊物上却没有一个栏目是反映和针对中学生生活的。如果增设这么一个适合中学生的栏目，不仅有利于对中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同时也有利于家长和整个社会，不但可以赢得中学生的喜爱，同时也会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这样刊物的影响面就会更大。
编辑部很快达成增设这个栏目的意见。对于栏目的名字，有人提出叫“校园故事”，可是大家认为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因为顾名思义，“校园故事”是说发生在校园里的中学生故事。但实际情况是，故事里的人物并非全是中学生，发生故事的空间也不尽是校园，所以“校园故事”的叫法是有其局限性的。后来又有人又提出叫“少儿故事”，但大家又觉得年龄又好像小了一点，与刊物中以前设立的“妈妈讲故事”拉不开距离。
大家在栏目名上僵持住了。
这时夏一鸣打破了沉默。他提出：能否叫“16岁故事”？大家一听，感觉到这个名字挺新鲜的，不但适合中学生这个群体，同时也适用于“非中学生”的群体。十六岁在这里只是一个代名词，他的空间包括了这个年龄段的所有少年，那可是一个充满理想而又追求时髦的年龄。很快这个栏目便确立了下来。
会上何承伟还要求夏一鸣对这个栏目多加关心。也是事有凑巧，不久，电视台在热播《十六岁的花季》的电视连续剧，与《故事会》上的“16岁故事”简直是异曲同工，这个栏目大放异彩。“16岁故事”不但在当时受到社会尤其是中学生读者的热烈欢迎，而且它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很久，甚至在历年读者参评的投票中，“16岁故事”总是得票最多的栏目之一。其中上海作者夏友梅创作的“16岁故事”《作弊的三好学生》还获得了文化部的金奖。
在编辑部这个集体中，夏一鸣年龄上属于承上启下。他博览群书，思维敏捷，办事沉稳，在刊物品牌栏目的建设上，他都能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名人讲故事”是《故事会》准备推出的又一个栏目，夏一鸣又一次接受开辟这个新栏目的工作。
他充分利用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中国作家的多元关系，建立了一个适合《故事会》的“名人群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栏目也办得“一鸣惊人”。
其实夏一鸣对有些作家的创作背景还是有所了解的。九十年代初期，他已经发表了许多作家如张炜、陆文夫、苏童、陈世旭、朱苏进、余华等的文学评论，在《文学报》上甚至还主持过作家评论的专栏。然而，现在他接手“名人讲故事”之后，他还发现如要和作家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对话平台，以前的精神准备还是相当不够的，还需要继续不断充电！
一次，夏一鸣约请著名作家冯骥才为刊物写一篇故事。
冯先生早就声明不搞小说创作了。近年来，他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丹青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是“绘事为要”。其次就是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关注，尤其是在呼吁抢救正在消失的中国物质文化。散文也在写。但小说一类的文学创作已是久违的事了。
然而夏一鸣没有丧失信心。因为他知道，冯先生1988年在《收获》上发表过一组“市井人物”后，曾经产生过非常广泛的影响，《苏七块》立即获得同年度的全国最佳微型小说，而几乎是与此同时，日本就把这些作品给翻译了过去。然而冯先生肚子里还有许多人物没有写出来，这些人物不出来冯先生肯定是不罢休的！
当然，冯先生现在不写也有他的道理。
问题是要把它“勾”出来。
在谈话中夏一鸣得知冯先生患有较严重的颈锥病，而他自己的颈锥这两年也情况不太好。于是他们就把稿子抛至一边，而是专论“疾病文化”，在电话里不断地交流治疗心得。夏一鸣的爱人是一位医生，还特地搞来一套防预和治疗颈锥病的资料，寄到冯先生那里，两个人很快就达到了“同病相怜”……
一年后的一天下午，夏一鸣正坐在办公室里看来稿，一个电话打来了，他接起来一听，是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告诉他，故事写好了，已用特快专递寄来。
冯先生一口气写下了三篇，夏一鸣也是一口气将故事读完，“大快朵颐”，于是在1999年第十二期上将这些作品悉数发表。
冯先生还告诉他，今年春节他有18个单篇作品要在《收获》上面一次性发表。夏一鸣听了觉得这是本图书的好题材，于是立即和冯先生商量策划一套选题，计划除冯先生的这本之外，另外再选择金庸先生与贾平凹作为候选人。（金庸先生曾为绘图本《越女剑》写了十几篇故事，在题材上正好与此吻合。）冯先生答应把这本书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久拖不决，冯先生把书稿交给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现在这书印数已达十几万，又闻有关部门正在根据此书拍电视连续剧。
冯先生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旋即被《小说月报》转载，获得同年度百花文艺奖。
1996年1月25日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来到《故事会》进行工作调研。
这位当时分管文化教育事业的市委副书记，怀着极大的兴趣走进编辑部，在第一间靠近走廊的办公室前站住了，因为她看见正对着大门的一张办公桌前，一位女同志的身影几乎完全被淹没在小山般堆着的信件堆里。再朝里面看一看，天啦，除了办公桌上之外，那屋子里的书柜上，地板上，椅子上都堆满了信件和来稿，有的被一捆一捆地扎好，一层一层地堆上去，一直顶到了上面的天花板。
那位被淹没在信件堆里的女同志就是归依玲，她忙得连头都没有抬，只顾用手中的剪子，不停地忙着将那些信件一封一封地拆开，然后再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