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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才知道,那天在台上讲故事的,竟是上海著名的故事演讲家黄宣林,他那风趣的语言,不时引起台下阵阵笑声。
她天生是一位好静而略带腼腆的姑娘,坐在那里,见会场的大门敞开着,愿者坐下,不愿者走开,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心想将来在《故事会》工作,就是同这样的场合打交道,根据自己的个性,那怎么能搞得拢呢?
就这样,这个年轻姑娘怀着几分不安,同时也怀着几分好奇的心情,开始了她的编辑生涯。
时光过得真快,不知怎么一晃就快三十年了!在这些时间里,她曾随老编辑顾伦去过上海南汇,与当地的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劳动中搜集故事,然后晚上挑灯夜战,伏在农民家的饭桌上帮助作者修改作品。她也曾单独去过陕西高陵县,代表刊物参加那里的故事会,并选出一些优秀的故事在《故事会》上发表。她还经常与许多作者通信,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修改作品,一步一步地将他们培养成故事创作的名家……
当年扎着两条辫子的年轻姑娘,在《故事会》这个集体中得到了关怀和温暖,从老一代编辑的身上,她感受到了一种人格的巨大力量,她也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可以说,鲍放是《故事会》老一代编辑优秀品质的传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传统意识的编辑。她埋头工作,不喜张扬,从不在个人的名利上动脑筋。在近三十年的时光里,她默默地编辑着手中的稿子,默默地给全国各地的作者寄出去一封又一封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信件,然后再欣喜地将他们寄来的那些优秀作品编辑发表。看着一批批作者成长起来,她坐在编辑室里仿佛听到了春笋破土拔节的声音,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意义。
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一种健康的心态来对待人生。她喜欢《故事会》这样一个有着“健康心态”的集体,能为这个集体多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她的心里会感到欣慰。
编辑部要召开笔会了,鲍放就会放下手中的稿子去帮着做会务工作。为了节约开支,她会把旧信封存放在那里,用着内部交流资料的时候使用。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作者有了困难,她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去给以帮助。
在宁波召开的一次笔会上,结束的时候一位来自北方农村的作者,一下子买了几十双旅游鞋,到上船的时候只好用担子挑着。可是,由于上船的人十分拥挤,那位作者一时无法上船。随同的其他作者都埋怨他,说是叫他少买几双,他偏不听,结果影响了大家上船。可是,这时人们却看见一位女同志,从人群中挤过去,帮着那个作者将那些鞋朝船上搬。
“鲍老师!鲍老师!”作者中有人叫了起来。
这时,人们才看清,那个前去帮忙的正是大家所崇敬的鲍放老师,她不顾船上人多拥挤的危险,与那位作者将那些鞋一点一点地随着人流向船上移。
刚才还在埋怨的作者们被感动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作者挤过人群,来到鲍放面前,立刻帮着将那些东西搬上了轮船……
我在北京采访范大宇、崔陟这两位故事界的名人时,他们至今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十分感慨地说:“鲍放是一位深受我们作者尊敬的大姐,作为一名《故事会》的资深编辑,她不但教我们怎样做文,同时还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同样是关于鞋的故事。
那年崔陟带爱人去普陀山旅游,鲍放便到火车站去接他们,谁知火车晚点了好几个小时。当崔陟夫妻二人走下火车,看到鲍放独自站在那里等候时,他们被这种真诚深深地感动。
崔陟的爱人在上海买了一双皮鞋,谁知回去一穿就坏了。他们觉得很生气,鞋还在保修期内,得找商店给个说法。可是这么远的路,怎么办呢?
他们想到了鲍放。但为这件事情去麻烦一位编辑,又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鲍放知道后竟满口答应,并让他们将那双皮鞋和购物的发票一同寄给她,并负责到商店里去给他们再选一双。
崔陟夫妻很快收到了鲍放邮来的一双新鞋。
这都是编辑分外的事情,鲍放却做得那么自然,那么认真。
1988年秋天,远在黑龙江的故事作者吴祥,因所在的工厂经济效益不好,被迫宣告破产,吴祥同全厂的一千二百多名职工一起失了业。
吴祥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面对着一家老小的生活,一时仿佛天就快要塌下来了一样。此种困境向谁去倾诉,又有谁能够理解呢?
他想到了远在上海的鲍放。
不久,他收到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并随信邮去了许多图书。鲍放在那封长信中与他共同一起谈生活,谈人生,谈生命的意义,谈面对困难的态度,告诉他要面对现实,勇敢地站起来,重新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并鼓励他一定要奋发努力,不要因此而丢了自己的故事创作……
第五章“幕后”之谜 (6)
读着这封语重心长的回信,吴祥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在寻找工作的同时,决心沿着故事创作的道路勇敢地走下去。在这期间,他先后创作了几十篇故事寄给鲍放,鲍放每次都是精心地批改,然后再寄回。在这种书信的往返中,吴祥的创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近年来已先后在全国的故事类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所得稿费也帮助他解决了一些家庭生活的困难。
1999年10月,《故事会》在上海举办第六期创作笔会,结束之后,利用半天时间用车送大家上街购物。
刘春山与金一这两位来自北方的作者,在选纱巾时挑去挑来竟挑花了眼,面对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纱巾,不知买哪条好。
这时,他们的身后传来一位女同志的声音:“你们给爱人买纱巾哪?”
二人回头一看,鲍放正站在他们的身后。
“我来帮你们选。”鲍放说着,就在那些五颜六色的纱巾中挑选起来,最后选出两条,对刘春山问道:“这两条,你看怎么样?”
刘春山和金一都认为不错,于是就确定了下来。可是,还未等刘春山掏钱,鲍放早已拿出钱来递到了售货员的手里。
刘春山一见急了,急忙伸手阻止:“鲍老师,我来,我来。”
鲍放见了却笑着说:“这有什么,你们来一趟上海不容易,刘春山,做个纪念吧。”
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刘春山竟呆呆地站在那里,忘了自己是在干什么。他是第一次参加《故事会》的笔会,第一次与鲍放见面,他不敢相信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竟还有这样热情对待作者的编辑,编辑和作者之间竟还有如此纯真的友谊。直到鲍放付完钱,将两条纱巾叠齐包好,递到他手里,他还未回过神来。
鲍放转身离开了,刘春山这才如梦初醒:“哎,还未来得及感谢鲍老师呢!”
离开上海以后,金一曾给编辑部来过一封信,在信的末尾,他十分感慨地写到:“鲍放老师是编辑,且又是老大姐;刘春山是(一个)普通作者,且与鲍老师首次谋面。非亲非故,既非上级,又无隶属关系,鲍放老师代表《故事会》的影响力及体现的人格力量,让我和刘春山离开上海后的通信中仍念念不忘!”
姚自豪曾经是上海郊区一所中学的副校长。
1996年,主编何承伟决定在《故事会》上开辟一个新栏目,名字已经想好了,叫做“百姓话题”。主要是通过这个栏目,在有趣的故事里说一些老百姓想说的心里话,发表一些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东西,使这本刊物能够更加贴近读者。
由谁来主持这个栏目呢?何承伟便想到了姚自豪。
何承伟明白,要想办好一个栏目编辑是关键。他喜欢用那些诚实忠厚而又具有实践经验的编辑,因为这样的编辑除了务实之外,同时还会以其人格的力量为编辑部营造出一种好的氛围,凝聚人心,创造效益。
经过与姚自豪的交谈,他乐意接受这个栏目,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