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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至1978年11月，原以丛书形式出版的《革命故事会》改为双月刊，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从第34期办到第39期便宣告结束。
1979年1月从第40期开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故事会》双月刊，正式取消了加在前面的“革命”二字。
这是为1979年座谈会所作的准备，或者说这次座谈会是还《故事会》以本来面目的继续。
在这次座谈会上，来自浙江的“故事大王”吴文昶在讲了前面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后，深有感受地说：“两则故事都是我自己编自己讲的，为什么群众会有截然不同的反映呢？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和争论，使我明白了，因为前者说出了农村广大妇女心中的不平，为她们说了公道话。后者违背了群众的心意，大家不爱听，拍拍屁股就跑了，那是对‘四人帮’搞的那一套的抗议。由此我懂得了：故事一定要写出群众关心的事，讲出群众的心里话。”
还故事于民，成了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共同的呼声。
记得那是1963年的春天，李中法、管鑫万两位编辑来到上海郊外的金山，找到故事作者胡林森，让他叫上几个爱讲故事的朋友一同去张堰镇茶馆喝茶。
这是一家百年老店，里面早已坐了不少茶客。几个人进去坐定之后，泡上一壶茶，又买来了大饼油条当早点，边吃边谈故事。这茶馆是个“百口衙门”，什么小道消息，新鲜故事都汇聚在这里。连张家媳妇、李家婆婆之间难解的家务事和各种社会新闻，一个又一个的传说，都在这里毫无掩饰地传开。
几个人边饮茶边闲聊，一会儿，旁边桌子上两个茶客正在谈论金卫乡种试验田的消息将他们吸引了。仔细一听，还真让人感动。这金卫乡与张堰镇是毗邻，是一个穷得出了名的海滩。而一群有文化的年轻人却不甘贫穷，在海滩上种起了试验田，这些青年男女们一个又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就在这试验田里发生了。那两位茶客一边讲着，一边开心地哈哈大笑。
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走出茶馆，两位编辑都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让胡林森回去写下来。胡林森回去后连夜写成了《海滨新一代》的故事，在当年上海市举办的故事会讲上一炮打响，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引起了各种传媒的重视，故事不胫而走。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以此为书名，专门为胡林森出版了个人短篇故事集。
这件事说明凡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表达了人民群众心声的故事，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从人民群众中来，又能够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故事一定是好故事。
在这次决定《故事会》未来命运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发言最热烈的就是故事的人民性问题，这同时也是任何一本刊物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大家认为，民间故事历来以它鲜明、强烈的人民性为特征，新故事也不例外。人民性，就是要求新故事能及时地、如实地反映和表达一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盼望解决的问题。你反映了，人民就欢迎，反之就厌弃。人民群众是最公正的，他们既欢迎故事无情地鞭挞假、恶、丑，同时也称赞故事颂扬真、善、美。
让故事回到人民中去，就有无限的生命力。
还《故事会》于民，她才能有生长的土壤，才会有鲜活的生命。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8）
4．《故事会》要姓“故”
何承伟急匆匆地朝安福路52号走去。
他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找到正在写电影剧本的故事作者胡林森和吴仲川。
两人见何承伟来了，忙将已写出初稿的电影剧本交给他。
何承伟接过剧本，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又细细地琢磨了剧本的故事结构和剧中精彩故事的各个细节，提了不少的修改意见。并建议他们是否能先写一个中篇故事，到家乡去讲一讲，听听群众的反映，再回过头来改剧本。
两人根据何承伟的建议，将电影剧本改成了一个8万字左右的中篇故事，回到乡下去一讲，台下便响起阵阵笑声和掌声。
故事在群众中的良好效果显而易见。
回到电影制片厂后，胡林森和吴仲川根据群众对故事的反映，结合何承伟提出的意见，对电影剧本进行了修改。由于有了故事的基础，修改起来得心应手，剧本很快通过。
电影在全国放映后很受观众欢迎。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儿子孙子和种子》。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部受到观众好评的电影，竟是从《故事会》编辑的眼中“淘”出来的呢！
那是一个淫雨霏霏的早晨。
顾伦同何承伟从上海市区来到郊区的金山松隐镇一家简陋的小旅馆，立刻约几位当地的故事作者来讲生活中自己遇见和听到的小故事，这实际上就是故事创作前的一个选题材、搭架子过程。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编辑和作者吃住都在一起，大家无拘无束地讲着各自认为感兴趣的故事，而大家讲得最多的是正在开展的计划生育方面的故事，小小的旅馆里不时地传出阵阵笑声。
两位编辑听了之后，认为农村的计划生育是一个很好的现实题材，便建议胡林森等回去后将这些大家讲的素材写成小故事，肯定会得到读者喜欢。
几天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胡华来到金山，听了这些故事同样很感兴趣，就建议将这些小故事改写成一个电影剧本。
电影放映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同名的中篇故事集。
这能说明什么呢？
一则好的故事，完全会超过其自身的影响。而作为故事载体的《故事会》则必须登载好的故事，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1979年9月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故事会》虽然复刊了，但在“革命”二字的“指引”下，那些所谓的故事，大都是一些干巴巴的政策图解。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必须在故事的创作上拨乱反正。
故事要姓“故”，对于这一点，大家是“英雄所见略同”。
“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曾打着“彻底革命”的旗号，妄图割断《故事会》这种以刊登现实故事为主的刊物与民间文学的血肉关系，去为他们的政治野心服务，这无异于将这本期刊引向死亡。
故事要姓“故”，《故事会》更应该姓“故”。
这样一个鲜明观点的提出，使在座编辑们的心里一下子暖融融的，真有一种被无情地扔在山野上的孩子，在风雨中毫无方向的辗转哭喊之后，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种感觉真好。作为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何承伟认为既然《故事会》要姓“故”，那她所发作品的艺术风格上，就必须继承民间故事的长处，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人物，结构明快简洁，故事完整连贯，情节单线发展，写作要尽量采用短句，切忌用欧化句子。要多用比喻，节奏感要强，要朴实上口，易记易传——这便成了《故事会》以后选稿的一条艺术标准。
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故事会》创刊前后所发表的一些受到老百姓欢迎的好故事，它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至今还为群众所喜爱，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大都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朴实健康，思想则像一眼江南的古井，清澈而有深度。另一方面，它们也都保持了民间故事的传统艺术特色，适应了中国民间的审美情趣和要求。
但是，《故事会》上所刊登的故事，毕竟有别于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是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不可能单纯沿着民间故事的方向去发展，也不会像民间故事那样单纯，它要受到时代的影响，受到随着时代发展的各种艺术门类的影响，这就要求《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必须具有时代的特色，而不是那种在故事之前就来上一句“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样的套话。因为那样的故事与老百姓有一种隔膜感，而缺少亲近感。
这些从事故事创作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