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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全家四姐妹都团结起来，共同组成“统一战线”，决定向“顽固不化”的父亲发起“总攻”。可是，几番较量下来，四姐妹个个口干舌燥，也未能将这座“碉堡”攻下来，一个个只好摇头叹气。
正在这时，突然来了“救兵”，母亲竟从家里的衣柜里翻出一本发黄的杂志来，翻到其中的一页，让父亲念给大家听。父亲接过那本杂志一看，未曾开言却先笑了，连说：“同意，同意，婚姻大事还是由年轻人自己做主吧。”
一场无法调和的矛盾，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解决了。原来，母亲从衣柜里拿出的来的那本杂志，正是当年父亲曾念给她听的那本《故事会》。
1995年的5月4日，是他大妹邓明嫦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这天，大妹、大妹夫专程从外地赶回老家来与家人庆贺，完后他们向母亲要那本对他们的婚姻产生关键作用的《故事会》，可是却没有在家里找到。原来，早在几年前，这本杂志就被担任婚姻介绍所所长的姑妈借走了。
读者朋友，试想一下，这本《故事会》在他的姑妈那里，又将会发生多少生动感人的故事呢？
要使刊物所发表的故事作品感动读者，除了依靠刊物与读者面对面、心贴心地进行思想的交流之外，强调故事的真实性，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故事会》的编辑们多年来都坚持着一个发稿的原则：真实是故事的生命。
当然，作为一本通俗性的文学读物，其真实性绝不是如同新闻报道一样。这种真实应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一种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的真实。就是如同“阿P系列幽默故事”、“东方夜谈”栏目里的故事，虽然看起来是荒诞、可笑，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地想一下，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背影，就可能获得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做人与处世的启示。发表的故事作品只有达到了这个标准，才能使读者感到亲切，感到“有味”，感到一种心与心之间的沟通。
正因为如此，编辑部多年以来排斥那些没有生活基础，凭空编造的故事；排斥那些靠“拳头”“枕头”包装的作品；排斥那些叽叽我我的小男人小女人之作。而是始终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社会，将刊物锁定平常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故事作品读者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故事会》曾发表过一篇故事，题目叫《没脸饭店》。说的是一个跑长途客车的汽车司机，为了自己个人的私利，每次都将乘客拉到公路边上一家饭店去吃中饭。上海崇明一位名叫施惠新的读者读到后，顿时拍案叫绝，声称这则故事“读来很有味，打动了我。它非常真实，而真实的故事是最能打动读者的。”
原来，施惠新在从江苏出差回上海时，乘的是从扬州直达上海的长途汽车。车过某县城时正好是中午时间，乘客们都想车停下来吃中午饭。可是，任凭乘客叫了多少次，司机就是不肯停车。就这样，车又向前开了半个多小时，汽车在公路边上的一家小饭店门前突然停了下来。还未等大家反映过来，司机就自己先跳下了车，然后才冲着车里叫了一声：“大家吃午饭！”说完就径直朝饭店里面走去。
乘客们下车以后不觉都傻眼了。只见这家小饭店又脏又乱，苍蝇到处飞。这还不算，店里的食物单调无味，价格倒并不便宜。无可奈何，饥肠咕咕的乘客们只好一边骂着，一边将就着吃了一点东西。
开始，善良的人们还以为司机是为了节约时间，才将车停在路边小店的。谁知大伙吃完之后，那个司机却仍然独自在里面海吃。好不容易才等到他吃完，只见他嘴巴一抹就走出来了。
为什么这位司机连自己的吃饭钱都可以不给呢？原来，正如那篇《没脸饭店》的故事所写到的那样，是因为“野猫”给“水壶”拉了一车可以刮油水的主顾。并且天天如此，天长日久，生意好不得意，难怪“野猫”和“水壶”要从中捞一把！
施惠新的亲身经历，使他加深了对那篇故事的理解，加深了对于当前社会上不良现象的认识。“此类情形，只要外出走走，肯定是举不胜举的。这种坑害群众利益的行径，被故事《没脸的饭店》揭露了。然而，每一车的旅客中不能都碰上个‘李厅长’。这就是故事给人们深思的一个大问题。”
一则小小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对于这件事情的深深思考，这就是真实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每一篇故事从读者自觉接受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创造了另一篇更加生动的故事了。
也许有人会说，故事不就是靠编出来的吗？
是的，再好的故事都是靠人“编”出来的，但是这种“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了解生活，认识生活，把握生活的过程。我们的故事应该像生活一样的丰富，也像生活一样的质朴，没有任何对于生活虚假的编造，只是对日常生活所见所闻的升华和提炼。简单地说，要从日常的生活中去发现故事的诗意。这种对于生活的认识和把握得越深刻，“编”出来的故事才能越生动，才能真正地打动读者，并在读者的心灵深处引起共鸣，获得更加广泛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
作者和编辑共同一起完成了从真实的故事到故事的真实过程，用真实的磁石吸引和感动着千万读者。
读者用自己的心灵，又将故事的真实升华成真实的故事。
在这种观照和感应的交融中，《故事会》编辑部完成了自己提出的口号：把我的作品变成你心中的故事。
第五章你的故事（4）
4． 一副神奇的“药方”
在如何确定《故事会》的主题，使我的作品真正地变成你心中的故事，何承伟除了他的“守旧”理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药方”理论。
对于《故事会》多年以来所发表的故事作品，何承伟是这样认识的：“故事在具备文学的所有功能之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劝人的‘药方’，用东北话说，故事就是一种‘劝人方’，它要教人的是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
为了证实何承伟的“药方”理论是否真正实行，我对其中有一年的《故事会》所发表的作品进行了统计，结果这类“药方”的故事作品竟超过了五分之三。
《故事会》巨大的发行量证明，何承伟的“药方”理论，在这本刊物上是切实可行的，是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和欢迎的。
2002年第九期的《故事会》上发表了一篇名叫《陈大宝开刀》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名叫陈大宝的病人，为了医生能将自己的“刀”开得比别人好，千方百计地给医生送红包的故事。说明当前一些医院风气败坏，不仅与少数的医务人员有关，同时也与一些病员和家属的变态心理有关。这些想方设法送红包的人，无形中成了败坏医风的推波助澜者。
故事发表后，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在看病时，自己主动送红包的人，他们都一致认为，自己当时心理的确是“变态”了。其中有一位老人，说自己在生病住院时，其儿子为了能给自己找一个好医生，四处托人去送红包，弄得一家人不但经济上有了很大的负担，同时心理负担也很重。那么多相关的医护人员，人手一份谁也送不起。送了这个未送那个，总怕未收到红包的人不好好地给老人治病，老伴为此终日担心，结果自己还未出院，老伴又住了进去。而与他相邻病床一位农村来的老头，因为家里贫穷，医疗费都是村里的人一元一元地凑齐的。老头自认为自己病情严重，能治好更好，治不好就不想再给全村的父老乡亲们添麻烦，因此一分钱的红包也没有送，大咧咧地往手术台上一躺。结果手术后一切正常，三天下床，七天拆线，十天结账出院，还退给他几百元钱的住院费。
因此这位老人认为，那些要红包的医生，大都是被像陈大宝以及自己儿子一样的人给“养”坏的，如果我们在加强医疗法制建设和医德医风建设的同时，全社会人人都不去主动地给那些医生送红包，我想整个医风就会好起来的。为此，这位老人自己出院之后，在照顾老伴的同时，就带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