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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读者所接纳。
上海滩历来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而各种刊物都有其理论支撑着的立场。仅以邹韬奋所办的《生活》周刊为例。1926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这本杂志，1930年春，有位读者写信给韬奋先生，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挥霍、生活糜烂，虽然年过五旬，仍逼迫上海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做他的小老婆，且婚礼之奢侈不亚于蒋、宋的豪华气派。韬奋先生派人明察暗访，终于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他准备将来信发在该刊的“读者信箱”栏。王伯群知道后大惊，派人送来十万大洋到《生活》周刊编辑部，表示对这种经费不足的民办期刊的“赞助”，但被韬奋先生一口拒绝，表示绝不背叛《生活》周刊办刊宗旨。来信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里我们除了赞扬韬奋先生的骨气之外，对于他作为一个办刊人在理论和信念支撑下坚定的立场，不能不倍加赞赏。
作为上海的一本刊物，应该说《故事会》较好地继承了前辈办刊的传统，在不断加强编辑队伍的理论建设上是下了功夫的，每一个编辑都力争自己能够成为故事方面的“特殊理论家”，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编辑工作，对这本刊物进行不断地更新和创造。如果说这些编辑们仅仅只把《故事会》当成自己谋生的手段，那么这本刊物就绝对只能是对别人的模仿，而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超前性，也很难形成刊物本身所具有的灵魂。
提倡编辑从事理论研究，使《故事会》的发展充满了后劲。
从中国期刊近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不难看出，一本刊物要做到一段时间发行量很大，或者是在某一种情况下出现发行量猛增，这都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但是，要使一本刊物在二十多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里，其发行量始终保持在全国领先的地位，获得一种经久不衰的局面，那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了。
《故事会》依靠理论先行，理论支撑，理论武装的作者，以及编辑这个特殊理论家队伍，使这个困难得以突破，将许多刊物梦寐以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为了建设这支独特的理论队伍，何承带头进行故事理论研究。在多年故事研究的基础上，他先后写成了《故事的理论及其发展简史》《新故事的基本特征》《新故事的创作》等数万字的理论文章和专著。
在主编的带动下，编辑部对故事理论研究蔚然成风。编辑们都在各自钻研的基础上，分别写出了《新故事的历史和现状》《新故事的基本特点及其社会作用》《新故事的体裁特征》《口头性与新故事的情节特点》《新故事怎样运用传统表现手法——三迭式》《从行动中见人物》《故事也应该注意场景描写》等几十万字的理论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故事的发展和刊物的走向进行探讨，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编辑工作。
将编辑都培养成为特殊的理论家，用大理论来统率“小”刊物，这就是《故事会》找到的生成支撑点。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7）
4．带出一门新学科
1996年1月25日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专程到《故事会》调查研究。她听取了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江曾培、副社长兼《故事会》主编何承伟的情况汇报，对这本刊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陈至立说：“这么多的杂志中，我们这个杂志能够一枝独秀，你们说是小草，我说是奇葩，它是非常鲜艳的，就是说定好位，办出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讲故事。但是你们有很多理论指导，新故事理论等等，等于带出了一门学科。”
陈至立的讲话，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故事会》在中国新故事理论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
其实，自1949年以来，故事这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的一些城市和乡村都以不同形式开展了新故事讲述活动。其间不但组织有关人写故事，还组织有关人讲故事，并把那些讲故事的人称做故事员。到了1963年，由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级文化部门都抓新故事的编讲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新故事的发展。可是十年“文化革命”，“左”的思想严重影响了故事的正常发展，甚至还有人妄图将新故事纳入其阴谋文学的轨道。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故事这种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才重新获得了新生。
然而，与中国新故事创作相比，故事理论研究明显滞后。在目前众多的故事类期刊中，像《故事会》这样下力气、花功夫地对其进行比较系统理论研究的刊物更是寥若晨星。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故事会》终于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故事理论。
当前，在中国的学术界，已有人将《故事会》称为一个学派。
在国际上，《故事会》同样也引起了有关专家的关注，日本就有一位民间文学专家名叫加滕千代，专门撰文评介过这本刊物。她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85年由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文学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学报《今日中国民间文艺》特集上。加滕千代在这篇论文里，专门谈到了《故事会》编辑所写的《新故事的属性》这篇文章，同时还就《故事会》所提倡的口头性特点作了介绍。
为什么海内外竟有那么多专家如此地关心《故事会》呢？
这里，除了这本刊物办得生动活泼，读者众多，影响较大之外，她对于自身发展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创建有别于传统民间文学的独特理论体系，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这门全新的学科主要涉及哪些方面呢？
这里主要包括：
新故事发展简史，新故事产生的历史原因，新故事的属性，新故事的基本特征，新故事的基本功能，新故事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新故事的创作规律，新故事对传统民间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继承和发展，新故事与其他文学形式例如小说 、评话等的区别与联系，新故事的写作技巧，以及故事心理学等等。
对于上面所提到的一些理论，虽然有的目前还存在着某些争议，有的还在争鸣之中，但正是这种争鸣，才使得新故事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新故事理论的发展，又为无数从事故事创作的作者，提供了用科学的思想指导通俗的新故事创作的武器，更为《故事会》的编辑提供了促进刊物发展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在采访中何承伟告诉我说，这是一门在全世界都很少有人专门进行研究的学问。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更应该花力气去研究它。只有将通俗故事与中国老百姓的关系真正地研究透了，《故事会》才能够办得好。复刊后的《故事会》一开始就是有目的地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希望通过努力，能够比较系统地建立起这方面的理论，使其成为一门对故事创作和编辑故事类期刊都具有一定价值的学问。
我在前面写到的《故事会》复刊不久，在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首次故事研讨会，就是这种理论探索和学科建立的开始。当然，那时还是无意识的，主要目的还是正本清源，为《故事会》未来的发展“把脉”。这次会议在《故事会》的发展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86年，由编辑部集体编写，何承伟担任主编，并有部分高校专家、教授加盟，在原有故事理论的基础上，对前一阶段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编写了六十万字的函授教材，题为《故事的基本理论及其创作技法》，并在每期举办的故事创作会上，对故事作者进行讲解。在讲解的同时又不断地进行了充实、提高和完善。
1993年6月，在热心的故事界朋友敦促下，这部用于故事创作函授的教材由大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将书名定为《故事的基本理论及其写作技巧》。这里将原来的“创作”改成了“写作”，涵盖面就更大了；将“技法”改成了“技巧”，说明新故事的创作并不是一些一层不变的“方法”，而是一种艺术的技巧。与函授教材相比，整本书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开拓和发展。
这部长达六百四十页的理论专著，可说是第一部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