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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周扬同志在报告中表扬了上海的《故事会》，同时还列举了这本刊物上所发表的《两个稻穗头》的故事。从此，汪世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地从事故事的创作，多写像《两个稻穗头》这样的好故事。
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却将汪世炎从铁道兵机关“革”到了山西太行山区去修铁路，后来又解甲回乡，决心多写好故事的文学梦如今烟消云散。
谁曾想到已过了整整二十年，《故事会》竟然未曾忘记一个普通的作者，而且专门来函、并出资让其去参加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讨会呢！
汪世炎心中的文学之火被再次点燃。
能够点燃人们心灵之火的期刊，无疑是神奇的。
面对着日新月异的故事发展事业，作为一本故事载体的《故事会》，必须构筑自己的理论高地，只有很好地下功夫 ，而不是一般形式的将这个理论高地，在突破民间文学旧的理论“防线”之后，逐渐地、很好地建设起来，故事作者才能够在切实可行的故事理论指导下，写出更新更好的故事作品，《故事会》才能够有更加丰富的、高质量的稿源，才能够办成一本受到中国老百姓所喜爱的刊物。这就是《故事会》每年出资数万元，请来像汪世炎这样的作者参加理论研讨会的真正目的。
在这次研讨会上，主编何承伟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高校的教授、专家蒋成瑀、王国全等就新故事在突破旧的传统的民间文学理论之后，如何建立自己的新理论，以及这些新理论的有关探讨，都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凝聚着这些专家们多年来对于中国新故事创作研究的心血，有着许多全新的故事创作观点和理论，对于指导故事作者的具体创作，都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除了这些理论之外，长期从事故事创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故事作者吴文昶、黄宣林、吴伦等，又从自己的亲身创作实践，对这些新建立起来的故事理论进行了例证。
为了更好地构筑起新故事理论高地，在由专家和作者讲课的基础上，编辑部又加了一项令作者深感兴趣的课程，那就是请从事多年编辑工作的陈中朝做了个专题：对于一般来稿的修改，以及在修改这些来稿直到发表之后的一些个人心得和感想。其主要目的也主要是从理论的高度对故事创作加以总结，加强从事故事创作的新理论，让故事作者能够尽快地占领这个理论高地。
当陈中朝这位鬓发染霜的资深编辑坐在那里，将那一篇篇在故事界曾引起极大反响的故事作品的初稿，修改稿，发表情况以及编辑们为此所付出的大量心血展现有这些作者面前时，一个个故事作者都听得睁大了眼睛。
这样的研讨形式，使汪世炎这样的故事作者不但得到了一次故事理论的提高，同时也受到了一次对于自己创作实践的再认识。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又回过来指导创作实践，使每一个参加研讨会的人都受益匪浅。
故事创作理论的提高，使汪世炎这样的故事作者在心中同样也构筑起了一个自己的理论高地，并用以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接着他在会上创作了一篇故事《银萍出嫁》，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并共同出主意帮助修改。随后陈中朝、鲍放等编辑又协助他共同研讨，并亲自帮助动笔修改，使这篇故事在1986年第五期的《故事会》上发表，并获得第一届《故事会》优秀作品大奖赛三等奖。
从此，汪世炎就在全新的故事理论指导下，又开始了他的故事创作。目前他已先后在全国的故事刊物上发表了四十多篇故事，许多作品还获得了文化部的各种奖项。1991年，对故事创作已上了“瘾”的汪世炎从科技界转入文艺界，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并在建德市的第三届、第四届文代会上，被选为文联副主席。
《故事会》为汪世炎这样的作者圆了多年的文学梦，同时也圆了自身争取创办一本在全国乃至于世界上都较有影响的故事期刊梦。
这种梦的实现靠的是什么呢？
不容置疑，靠的是故事创作的理论，靠的是依靠这种理论构筑起来的高地。
这种理论不是那种完全脱离实际，从书斋到书斋的空洞、抽向的说教，而是适应中国国情，适应故事创作和《故事会》发展需要的。
如果《故事会》只是在创作上突破旧的传统故事和民间故事的“防线”，而不重视构建自己新的故事理论的高地，那么整个刊物的发展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故事会》也是一本不断探索、不断成熟的刊物，她与那些在“探索”中失去读者的期刊不同的是，注重了自身的理论建设。由于有了理论的支撑，这探索就能够更适应时代，更适应读者，越探索这本刊物就越办越好，越办读者越爱看，越办订户就越多。
这是一种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编辑部的编辑们在重庆市邮电局调查时，有关的人员反映说：“《故事会》比较稳，不像某些刊物起伏很大，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这就是说，《故事会》在多年的探索中，从来都未曾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那种表面的东西，形式上的雷同或模仿之作，从来都不是《故事会》所探索的。
《故事会》是如何地构筑理论高地的呢？
这里，除了我在前面讲到的请高校的专家、教授共同参加开发这种理论资源，请从事实际工作的编辑进行理论上的总结，请进行具体写作的作者一同参加研讨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给这种理论的研究开辟阵地，使高深的理论走出“深闺”，为广大作者和编辑所接受，同时也通过这个阵地，不断地提升读者对于故事的欣赏品味。
《故事会》是一本以刊登故事为主的期刊，由于开本比较小，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每期用稿的容量都很大，几乎成了“寸土寸金之地”。可是，自从复刊以后，编辑部就决定在这块黄金宝地上，拿出一定的版面，来刊登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文章。
这无疑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因为编辑们都知道，作为一本以形象思维和情节为主的故事刊物，她的读者一般对于理论都不太感兴趣，这似乎会直接地影响到刊物的发行量。
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从1980年第一期开始，《故事会》就腾出一定的版面，先后刊登了姜彬、何承伟、蒋成瑀、任嘉禾、乌丙安等人对于故事研究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新故事的发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阐述，对于新故事以及《故事会》为什么能够受到中国广大读者欢迎进行了研究。这些理论文章完全摒弃了“学院派”的研究模式，没有太多的令人头痛的名词、术语，一切都与这本刊物保持了高度的默契和统一，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论述不但独特、新颖，而且具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它不但引导读者和作者加深了对于故事的理解，同时对于编辑也是一种理论修养的提升。
这些独特、新颖的故事理论的发表，完全出乎编辑部的意枓，刊物的发行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这说明好的故事理论不但对编辑和作者有很大的“提升”作用，同时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到了这年年底，《故事会》编辑部对于构筑理论高地的兴趣意犹未尽，于是便在最后一期上再次呼吁：“本刊从本期起，开辟‘如何使新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讨论专栏。希望广大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故事作者、故事员、故事活动组织者及广大读者，积极撰文，参加讨论……企求通过讨论，能创作出更多受人民群众喜爱、并为人民群众能掌握与运用的新故事。”
为了构筑故事理论高地，《故事会》除举办各种类型研讨班之外，从1985年5月到1987年4月，还举办了两期故事创作函授班，参加的学员总共有一万四千多人次。编辑部每月给学员们发送一套教材，从创作和理论上对学员进行辅导。
这同样也是编辑部构筑理论高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