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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吴伦与夏一鸣到河南新乡组稿，这里是《故事会》的一个创作基地。白天与作者们交流了刊物信息，到了晚上，两位编辑便关上房门，一篇一篇地阅读白天送来的作品。
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因为人地生疏，两位编辑不觉警觉起来：到底是什么人在晚上来敲门呢？
回答的是一位年轻女子的声音。
进来的女子说，她从来未敢给《故事会》投稿，今天下午听了两位编辑的讲话，觉得你们对下面基层的作者挺关心的，就将过去写的两个故事拿来，想请两位编辑老师给帮忙看一看。
送稿人走了之后，两位编辑立刻展开稿子阅读，一下子就被里面生动感人的两个故事吸引了。吴伦对夏一鸣高叫：“好稿子，两篇都是好稿子，看来作者很有潜力！”
回到上海之后，两位编辑在编辑部研究参加笔会的作者时，决定推荐这位作者参加，去来路费全由编辑部报销，并让她将两篇稿子带来，在笔会上再作修改。
这两篇稿子改好后，《故事会》破天荒地在同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叫《苹果树上掉下梨》，另一篇叫《骆驼的命运》。在当年的《故事会》评奖中，《骆驼的命运》是读者投票最多的故事之一，获得了当年的当代写实故事二等奖，一个年轻的基层作者就这样脱颖而出。
这位作者名叫陈荣霞，笔名叫晨雨。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6）
已经在北京担任文物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的崔陟，深深地记得这样一幕：
那时，他是一名北京下乡知青，考上大学后毕业分配在河南邯郸的一所学校里教书。他给《故事会》写了一篇稿子，编辑陈中朝看了之后觉得不错，但有的地方还得作一些修改，电话里怕说不清楚，于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陈中朝从上海不远千里来到邯郸。当两个人见面时，崔陟万万没有想到，陈中朝竟然是一位鬓发染霜的老编辑，心中非常感动。稿子经过两个人的仔细推敲后，由崔陟再次作了修改。陈中朝带着崔陟的稿子，登上了十分拥挤的火车，连个位子都没有。只见这位令人尊敬的老编辑站在车窗前，不停地向他挥手，他那头上的白发，在人群的拥挤下时隐时现……
崔陟呆呆地站在月台上，眼里不由涌出了泪花……
后来，在一次笔会上，崔陟终于看到了自己那篇名叫《老山沟的奇闻》的修改稿，只见上面陈中朝用红色毛笔写下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稿纸。
这是我于2002年8月5日上午在北京采访崔陟时，他激动地给我谈起的一件难忘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他的眼里都还盈盈地闪着泪花。
正是由于编辑们坚持眼睛向下，《故事会》才能随时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注意反映普通老百姓所关心和感兴趣的故事，以高品位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为了使每一篇发表的故事都能够真正地达到高品位，对于所发的稿子，编辑除了进行认真的修改和加工之外，还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字都不轻易放过。
家住江苏常州的故事作者陆柏树写了一篇《走进〈故事会〉》的短文，谈到编辑对作品的要求，他是这样写的：“……其实，走进《故事会》的每位作者，都会有这样的共识：编辑部对每篇作品，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而编辑老师对作品倾注的心血更是感人至深。就本人而言，在所有变成铅字的作品中，惟有《故事会》每发（表）一篇作品，都得经过编辑老师指导后反复修改。（我的）《不得安宁的灵魂》这篇作品，从构思、创作到稿件寄出，我用了一个星期的业余时间，结果在编辑部鲍放老师的具体指导下在数月之内两易其稿，定稿后她还先后打来三次电话，对作品中一个细节进行查询、修改和敲定，足见编辑老师对每篇作品的劳心劳神之极了。”
北京的故事作者范大宇，是一个写故事的高手，他给《故事会》写了整整十年的作品，共获得了十五个故事类的大奖，也算是故事界的一个名人了。但是，他的稿件在编辑部同样会遇到退稿的命运。为什么？因为《故事会》用稿从不看人，不管你是名人也好，还是靠口述请人记录的文盲也好，稿件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名人不一定每篇作品都是名篇，为了对她的读者负责，凡是不“出彩”的稿子，绝不能用一个字。对于作品与朋友，编辑们从来都是实行“一‘国’两制”——朋友归朋友，作品归作品。
对于像范大宇这样的名人，除了在作品上从严把关之外，对其准备发表的作品也同普通作者一样地接受“挑刺”。
范大宇写了一篇《偷钩》的故事，编辑部都通过了，准备在下期发表。但在评审组审读时，这篇作品最终未获通过。故事大王张道余指出，这篇作品在一个细节上有问题：“这篇故事在写黄花鱼出海的事情上是不通的，因为黄花鱼是不出海的。”
这个细节一提出，编辑们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张道余。
张道余来自上海的金山，那里不远处就是大海。他说：“我是一个老渔民了，打了一辈子鱼，由于海水的压强比淡水大，在禁渔期出海的黄花鱼就会内脏破裂。”
编辑们都是些秀才，何曾知道那可口的黄花鱼竟是如此的“娇嫩”，差一点在作品中闹了笑话，于是，立即对作品进行了技术修改。
为了给读者提供高品位的作品，《故事会》的编辑们真是费尽了心血。
前面所写到的那篇备受读者欢迎的故事《彩蝶》，我在采访中发现，直到十八年后的今天仍然为许多人所铭记着。
前些年，被各种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作品不少，结果也只是“各领风骚两三年”，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彩蝶》能够被流传至今，也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反响，能够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引起如此大的震撼，这与编辑部追求品位向上的一贯办刊原则同样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是对九岁女孩彩蝶美好心灵的赞颂，以及对其父亲华铁成讨好新欢，不择手段谋害亲生女儿丑恶行的无情鞭挞。整个故事没有一句空洞的说教，而是以情动人，许多读者读了后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但是，光有高品位、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还是不够的，这则故事之所以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达到如此强烈的社会效果，与整个作品的艺术魅力也是分不开的。
为了达到一定高度的艺术效果，编辑们对这部作品倾注了大量心血。
老编辑陈中朝和编辑部的编辑们多次与作者交换意见，最后又亲自动笔对作品进行反复的修改，抓准了情节在组织安排上的疏密相间，从而使作者试图在故事创作中探索以情动人的意图获得了成功。
作者在原稿中，用了一千多字的篇幅去写华铁成与新欢的鬼混，写得十分细腻。编辑审稿时认为过多地写他们之间的肮脏丑恶，会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开，从而冲淡中心情节。同时会使故事显得庞杂臃肿，影响了故事的单纯性。为此，修改时就只用了几十个字，一笔就带过了。而对于其父狠心毒害亲生女儿一节，作者开始却写得较简单，编辑在看稿后又做了细致的修改加工。这样使故事的重笔就落在了父女之间，通过美与丑心灵的对比，使美者愈见其美，丑者愈见其丑。如果说在华铁成第二次出车回来，不较为细腻地写他的心理和回到家里的情景，而采用简单叙述，就会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这篇故事的结尾，作者原来是这样写的：
正当人们轰轰闹闹将华铁成和“蝴蝶女士”往公安局送时，急救室的门开了，两腮挂满泪水的老医生告诉大家：“孩子醒过来了！”顿时，人们沸腾起来。这时又见车队的几个青年司机跑到急救室门前，把一捆钱捧到车队队长爱人的面前：“张嫂，这是我们大伙自愿凑的三百元钱，交给你，你就留在医院，好好照顾两个孩子吧！”张嫂接过了钱激动地说：“大家放心，这两个没娘的孩子我收下了，我一定要把她俩抚养成人！”话音刚落，人群里暴起了阵阵雷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