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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手段的占有，更是让读者在掩卷之后沉思良久。
这篇故事发表在1980年第二期的《故事会》上，是由故事作者陶文进搜集整理的，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可以找来一读，故事的名字叫《恐怖的脚步声》。
“文化革命”中，民间流传着许多这样的传奇故事，每一个过来人现在恐怕都还能够说出一串这些故事的名字来。《一双绣花鞋》《北京十点钟》《第二次握手》《秘方上的血痕》《中百公司手帕柜台》《骨灰盒上的照片》……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这些故事几乎成了人们业余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些故事不但思想内容深刻，而且艺术手法奇巧，情节生动，故事单线发展，带有别的文艺形式所无法取代的口头传讲的特点，深得老百姓的喜欢。
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艺术财富，必须对此进行认真的发掘。
《故事会》编辑部此时看到了这个问题。编辑人员同作者一起深入到基层，对这些流传于民间的传奇故事进行了认真的搜集。在搜集中，编辑人员为那一个又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所感动，所震撼，人民群众对于故事的参与和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远远地超过了任何一个作家。他们的这种创作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是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比拟的。在历史的大变动时期，他们的创作更加活跃。
这些传奇故事犀利辛辣，针砭时弊，反映了社会动向，表达了人民心声。同时，这些传奇故事又极富民间文学的特点，情节曲折，生动幽默，富有艺术魅力。好记，易记，能传，往往只要听上一遍，就能复述出来。如果经过去粗取精的筛选后发表，将人民群众的这种口头文学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认识到这一点后，编辑们经常结合组稿，分头到浙江、江苏、四川、陕西、辽宁等地进行更加广泛的社会调查，了解这类故事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状况。
第一章“井喷”时期（3）
编辑们在调查中惊人地发现，不关是工人、农民，同时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各级机关的干部，也有年轻的战士和民警，都在用口头的形式流传着这些故事。这类故事在文化革命中都曾受到过或多或少的批判。编辑们决定与这些讲传奇故事的人接触，可是这些讲故事的人却说：“你们前几年刊登的故事我们不爱看，但我们在悄悄讲的这些故事你们也不可能发表。”
这句话在编辑们的心里引起了震撼。
何承伟召集编辑会议，认真地分析这种反映。
经过分析，大家都认为这种来自民间的批评击中了刊物的要害，说明“左”的思想还在影响着编辑的头脑，办群众性的刊物，实际上是脱离了群众。
认识了这个问题，编辑部的编辑们就对这类故事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剔除其糟粕，保存其精华，然后在刊物上发表。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发表这样的作品还是需要一定胆量的。因为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人们的思想还是被紧紧地束缚着，这样的作品从未在全国的任何一种刊物上公开发表过，也就是说这里还是一块禁区。
何承伟决定在全国的期刊界，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何承伟带领《故事会》的编辑们，悄悄地启开了第二道闸门。
《故事会》很快地发表了一系列的传奇故事，《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奇怪的“四脚蛇”》《斩夫剑》等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掀起了一股未曾料到的“《故事会》热”。
这个时期发表的传奇故事，以肖士太、黄宣林、欧阳德整理改编的《蔷薇花案件》反响最大。
这是文化革命中流传较广的一个故事，这次连载是根据流传在江西九江地区的口头版本改编而成。各节分别加了标题，这些标题是：珍贵的礼物、手表的来历、急诊室的病号、挂钟里的匕首、奇特的葬礼、棺材里的秘密、舞厅里的巧遇、小镇上的枪声、神秘的“2400”等。这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故事，从1983年第八期开始，刊物用了整整五期的版面予以连载，一直到第二年的第一季度才结束。
这是《故事会》过去未曾有过的。
故事写的是解放初期的1950年，发生在上海发电厂的一件事情：
总工程师陆宗祥五十大寿，他从市公安局孙副局长送来的礼物中，发现了一只罕见的白金手表，不料表内装有定时炸弹。
侦察科长关涛为侦破此案，与助手蔡力、王充多方查询，终于查明此表主人系身居南洋的大资本家刘叶枫。正当关涛等要去访问突然回沪的刘叶枫时，南普医院又出了一件奇案：该院来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绿色皮肤的病人，经值班医生梅秀玉和侯家如抢救无效而死亡；可当他俩推着尸体去太平间，不料尸体又被人劫走了。关涛等赶到医院，经讯问与现场侦察，梅、候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于是，当梅、候两人刚要出门回家时，关涛突然叫住了他们。接着在梅家的挂钟里又出现了匕首和恐吓信，并发现了一朵蔷薇花。这时，刘叶枫却大张旗鼓地去苏州为亡妻大办丧事。在这扑朔迷离的情况下，关涛当机立断，决定顺着手表跟踪追击。他们以工商联的名义赴苏州吊唁，并用计戳穿了敌人大办丧事的假象，发现了医院被劫的尸体，而且该尸体就是刘叶枫失踪的儿子刘邺汝。于是，一切疑点、矛盾便集中到刘叶枫之妻王素君的身上。可是，王素君却不知去向。
王素君是蔷薇花特务组织内的重要人物。她因丢失了组织密码名单，才匆匆回国，如今见事已败露，当即逃离苏州，只身来到上海，巧遇了旧友邢俊友。她决计以身相许邢，企图外逃，结果为其主子“二号”所杀。狡诈的“二号”把她的头颅置于皮革箱中嫁祸于邢。关涛闻讯，大为诧异。由此预感到我们内部有敌人的耳目，便建议连夜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正在这时，大中国旅社的服务员跑来报告了一家水果店老板的可疑行踪。于是，会议便根据新的情况，部署了行动。关涛往水果店现场侦察时，擒获了冒充敌特“五号”的敌人，在审讯中，发现了“二号”的手令，关涛一看那手令的笔迹，顿时惊呆了……最后经过关涛等公安人员的努力，蔷薇花案件终于告破，敌人妄图炸毁电厂的阴谋彻底破灭。
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曲折地表现我公安人员机智勇敢，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故事，它歌颂了正义，鞭挞了丑恶。
《蔷薇花案件》刊登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可想而知的。
山东省栖霞臧家庄邮电局一位名叫王川生的读者，在1983年12月13日的一封来信，代表了许多读者的心情：“故事中的曲折情节，巧妙的写作手法，一下子把我吸引了。每一期读了连载故事后我总盼着下一期《故事会》到来，俺这里不少职工看了这个故事连载，都讲这个故事太好了，吸引人，看不够，有味儿。”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在全国率先“解放”这些被认为“摆不上桌面”的传奇故事，不但需要一定的眼光，而且需要一定的胆量。因为在“文化革命”中这些大都被当成了“毒草”，当成了“政治事件”，给传讲故事的人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人们对于这些故事能否公开正式发表，都还心存疑虑。
无论如何，《故事会》都是一本有魄力和眼光的刊物，她此时的举措和以后的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传奇故事的发掘，是一件顺民心、得民意的编辑行动，使这本刊物赢得了更广泛的读者，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
以后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这不仅是对传奇故事作品的发掘，也是对这类作品的肯定与支持，更是对这些故事传讲者的肯定与支持，这些人以后逐渐地走上了故事创作的道路，成了《故事会》最中坚的创作力量。多年以来，他们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华，不断地给这本他们心中的刊物以丰富的营养，使我们的文学艺术真正地来自于人民，同时又回到了人民中间。刊物也因此在题材和作者队伍方面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4．个人创作开始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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