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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对当前的危急局势，作出明智的决断，不需要高深的思想，不需要高妙的学识，不需要高超的谋略，不需要高难的技巧，甚至也不需要杰出的才华，不需要非凡的机智，不需要卓越的能力，不需要超凡的魅力。需要的是良知，是胆识，是正气，是血性，是公心，是远见。需要的是责任心，是正义感，是革命性，是公信力。需要的是担当的勇气，是顽强的毅力，是无私的品德，是高尚的情怀。做不到这些，做不到深明大义，并且见义勇为，谈何英明、伟大、光荣、正确？英明何以显现？伟大何以体现？光荣何以展现？正确何以表现？
由此可知，时代的召唤是：要做领袖，不要做官僚；要做政治家，不要做政客；要做革命者，不要做统治者。执政党应当勇于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政治家需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敢于承担道德责任，敢于承担领导责任。时代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社会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国家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人民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而对那些反其道而行之的政党与政客，无论其尸位素餐，苟且偷安，还是敷衍塞责，专制昏庸，或者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甚至蜕化变质，倒行逆施，时代不需要，社会不需要，国家不需要，人民不需要。
由此可知，历史的使命是：使国家真正崛起，使民族真正复兴。真正的革命者应当铭记：只有自己首先实现革命精神的复兴，才有希望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没有革命精神的复兴，侈谈所谓民族复兴，岂非痴人说梦。欲求扭转局面，挽救局势，拯救国家，解救民族，必须以名副其实的革命信念、热情与追求，激发一往无前的精神，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应当效法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们与改革事业的推动者们，从其革命活动与改革行动中汲取精神力量，以无愧于其所表现出的政治品格、政治胆识、政治魄力、政治勇气与政治责任，克服一切来自意识形态、思想教条与现实政治的阻力和困难，敢于履行职责，勇于承担风险。要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绝精神，我不去担当，谁去担当的豪迈气概，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只有超越小我，才能实现大我。如是我闻：非我莫属，舍我其谁，我自横刀向天笑，我以我血荐轩辕。非至忘我无我，何以成我全我。只求无愧我心，这不够；只能洁身自好，也不够；只是尽力而为，还不行。要不辜负职责，不辜负岗位，不辜负托付，不辜负使命，不辜负国家，不辜负人民；要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前辈，无愧于后代。做不到这些，谈何复兴崛起，岂非误国害民。
应当承认，只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必定表里如一，不昧大义，不避艰险，羞于充当既得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只要是正直的政治家，必定襟怀坦白，出于公心，出自正气，耻于为党派私利殉葬。前人尚能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后人岂可对国家存亡置身事外。昔有谭嗣同慷慨赴难，为国捐躯；今有真忠良为民请命，拍案而起。一个舍生取义，宁死不苟；一个以直去位，宁折不弯。一个浩气长存，彪炳史册；一个正气凛然，口碑载道。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要舍得一身刮，不顾生死，哪管毁誉荣辱。要不负一世名，只为是非，何计成败得失。宋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要杀出一条血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要夺取一线生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非此不足以力挽狂澜，起死回生，打开改革新局面，开辟历史新纪元，创造民族新时代。
四、政治家应当勇于承担政治责任
尽管问题积重难返，局势危机四伏，形势艰难严峻，但是，据此就对改革丧失信心，断言改革的命运已经注定，仍然失之武断。作出如此悲观绝望的论断，决非建设性的立场，也非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诚然，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腐败已经成为不治之症；由于持久过度依赖暴力，现实政治已经患上绝症；在社会底层，局部地区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由于存在致命的缺陷，既定的改革路线已经陷于绝境，僵化的改革理论已经破产：这些都属于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是，国家并未达到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地步。人民也未陷于一蹶不振、万念俱灰的状态。改革的有生力量并未断绝。改革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局势仍有可为的余地。起死回生并非绝无可能。
回顾过去，差不多90年前，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强烈的信仰追求驱使下，在强大的精神力量支配下，以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登上社会历史舞台，不管贬褒怎样，它以勇于变革、除旧布新而著称于世。为真理而斗争，为扫除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而献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这是一切真正的革命家豪迈的激情与品格，无论功过如何，这种精神与气概，震古铄今，可歌可泣。60年前，毛泽东等人带领共产党人夺取了这场革命的胜利——他后来发动的另一场革命在性质上虽存在争议，但其革命特征无可置疑；30年前，邓小平等人又推动共产党人致力于改革——他强调这在社会性质上同属于革命，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尽管这些英勇壮举的是非功过，一言难尽，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革命的精神是可贵的，革命的勇气是可嘉的，革命的动机是可敬的。千真万确，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人可以无宗教信仰，但不可无宗教精神，更不可无精神信仰。
现在，革命的火把传递给一代新人，革命的重担转移到新世纪。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的人们，需要以自己的行动，作出无愧于先驱、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回答，敢于再接再厉，发扬光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是一场新革命，也是一场新抉择，因而必将以其新表现，使每一个当代中国人受到严峻考验。是否敢于否定自己，是否勇于对自己革命，是衡量与鉴别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征诸历史，所谓既得利益问题，在毛泽东等领袖们那里，丝毫不成问题，也从来不成问题。否则，他们就既不会在当时执掌国民政府的国民党中已经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政治地位之后，毅然另立山头，敢于面对强敌我弱的军事形势，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甘冒生命危险，执意追求实现自己的政治信念；也不会在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以“准备跌得粉碎”的政治勇气，晚年谋求变法，另起炉灶，发动文化大革命，企求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当然其效果又另当别论。甚至于在邓小平那里，也不成什么问题。否则，他就既不会在其政治生涯中三起三落，为坚持独立政见而付出巨大政治代价；也不会在其晚年复出后，不甘心安享高官厚禄，毅然与其改革伙伴一起，顶住所谓“凡是”派的顽强抗拒与巨大压力，奋勇推动国家打开改革开放的政治新局面。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人那里开始，所谓既得利益问题，到现在居然变成了问题，并且变成了一个难于克服的巨大问题？昔日，前人毅然向问题发起挑战；而今，问题竟然对后人构成挑战。从前，先辈能够断然粉碎难题；现在，后辈居然可能被难题粉碎。这究竟是社会与时代变了，还是政治与人格变了？或者，这究竟是由于问题的实质与表现变了，还是由于人们的精神与作风变了？这种现象，值得一个以所谓自强不息著称于世的民族深长思之。
即使从普通的工作意义上讲，也有理由使人对政治家挽救国家危局，寄予厚望。社会分工需要职业道德的规范，也离不开职业道德的规范。公共领域需要从业伦理的约束，也离不开从业伦理的约束。古人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为古代“士”之为“士”的社会分工与职业身份的资格认证和职志所在。因此，相应地，政治家得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政治家得体现出政治家的胆识，政治家得担负起应有的政治责任，政治家得展现出必要的政治道德。这是不可推诿的抉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