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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生产性行业的发展，或者使之进一步萎缩，最终危害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然而，棘手的问题在于，一旦旨在抑制房价上升、并且使之发生足够幅度回落的政策目标真正获得实现，它所带来的社会与经济上的危害性，也许更大，至少其短期效应是如此。原因在于，其结果将不仅使与房地产业相关的若干行业急剧萎缩，从而直接导致大批依赖性行业的就业机会衰减，而且使深刻卷入房地产业发展状况的金融业承受巨大风险，而金融业能否经受住这种不确定性风险的考验，尚是个未知数。更直接也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对于对土地财政具有相当依赖性的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在其丧失了由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带来的土地收益之后，如何找到有效的替代性财源，以填补由此出现的巨大财政空白，满足维持日常运转所必需的财政开支，不能不构成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房价调控政策若其果真奏效，可能丝毫也不比其失灵，对当前的社会、经济以及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构成更大与更直接的现实威胁。而现在并未有丝毫证据表明，这些领域已经对此表现出更强的承受能力。由此可见，在地方经济对房地产业形成过度依赖的现实情况下，认为社会经济状况目前受到房地产业绑架的论点，并非夸大其词。在这种不幸的经济特征出现之后，对于经济形势来说，有效的房价控制，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意味着快速自杀；而无效的房价控制，则必将意味着慢性自杀。这就是城市房价调控问题的两败后果，也是经济政策进退两难的根本原因。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社会目前已陷于某种险恶的秩序结构：政治局势同社会稳定关系密切，社会稳定同就业形势关系密切，就业形势同经济增长状况关系密切。在这种秩序结构中，经济，从而就业，从而稳定，不可避免地成为支撑社会秩序的单一基础形式。至此，经济发展与增长成绩竟沦为政权合法性的主要甚至唯一支柱。这就是推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近年来无不不遗余力地、狂热地、也是片面地热衷于追求GDP增长的根本动因，从而成为导致当前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主要动因。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在其政治合法性丧失了坚实牢固的基础之后，谋求以单纯的经济发展成绩作为合法性替代品，在短期内似乎是有效的，但在法理上却是无效的，从长期看是危险的。可以预见，即使撇开由此促成的具有危害性的畸形经济结构不谈，在这种政治状况下，经济压力势必直接传导并表现为政治压力，从而经济危机必定直接转化成政治危机。这种秩序结构的危险在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政治构成的打击，不仅是致命的，而且是即时的。而实际上，政治危机其实早已存在，因此更确切地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理是，与其说经济危机导致了或催生了政治危机，不如说经济危机加剧了或加深了政治危机。
必须认识到，政权的合法性只能由真实体现民意的民主选举结果来赋予，因此合法性属于政治范畴，不是经济范畴。对于政权的合法性来说，经济状况的优劣既非其主要来源，也非其重要来源，更非其唯一来源。显然，从法理上看，在某个社会中，即使其经济状况不佳，只要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上台，政权的合法性就不成问题；反过来，尽管经济形势良好，倘非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上台，政权的合法性也不能自然获得。无论何种社会共同体，如果其统治者的合法性单纯系于经济成效，那就既缺乏法理基础，也缺乏道义根据，势必难以持久。合法性不能寄宿于经济，只能回归政治。否则，经济危机爆发之日，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彻底丧失之时。
（三）社会形势危急。
最直接的证据是，当前用于维持国内秩序稳定的财政开支，竟然同国防费用不相上下。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表明社会矛盾朝对抗性方向转化的具体表现与发展趋势越来越显著。这种情况明显属于社会危机降临的征兆，国家已处于社会危机爆发的前夜。
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在历史上自称以追求公正、民主的社会制度为使命而起家，并且发动人民以暴力行动成功推翻了前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政治势力，其政治继承人后来竟转而执意致力于维护新的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竟然不惜对人民的抗争公然使用武力或者以使用武力相威胁，并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广泛地借助暴力维持其高压统治，竟至于不幸走到了对暴力过度依赖的程度，这种表现与结果，不仅在道义上是荒谬的，在历史上是讽刺性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可悲的，在现实中是极其危险的。
不论哪个国家，哪种社会，也不论哪些时代，哪种历史，只要人们被迫生存于如此性质的统治秩序之下，即秩序的维持过度依赖暴力和过分依靠高压，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如下社会灾难：人民的自尊心不可能不受到挫伤，人民的正义感不可能不受到损害，人民的心灵不可能不遭到扭曲，人民的道德不可能不遭到败坏，人民的精神状态不可能不趋于萎靡，人民的团结意志不可能不趋于松懈，人民的生活信念不可能不变得迷乱，人民的努力方向不可能不变得投机，人民的行为不可能不走向极端，人民的脾性不可能不走向暴戾。这就是过度依赖暴力和过分依靠高压，把不公正的秩序强行施加在人民头上的必然结果。长此以往，这必将对一个民族的精神、道德、信念、意志、生机与活力，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和不可挽回的损失，其结果无异于陷民族于慢性自杀。这不是在伤害一个民族，而是在毁灭一个民族。
不难想象，在任何社会里，如果处理人际关系与解决利益问题所依赖的公正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无以体现、无从维护与严重缺失，结果就势必导致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公正感破灭；而在公正感破灭的社会成员中，难以避免极少数人，在其所陷入的绝望状态驱使下，选择丧心病狂地滥杀无辜加以报复，以更严重的不公正去对抗严重的不公正，作为幻灭后转嫁痛苦的发泄方式和获得解脱的心理补偿；其结果往往不幸危及众多无辜的社会成员，使之遭殃，最终造成人人自危的社会局面。这就是当前频发的校园凶杀案，以及出现的众多自杀性袭击事件，为人们所反复展示的灾难发生逻辑。它用鲜血和死亡的惨痛事实清楚地告诉人们，如果被迫生活在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下，将要承受何等后果，经历何等遭遇，面对何等命运。
以上社会诸领域暴露出的种种征象，无疑令人忧心如焚，寝食难安。而这些结果加起来的意义，则更加可怕：权力腐败失去控制，意味着政治上陷于慢性自杀；城市房价失去控制，意味着经济上陷于慢性自杀；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失去控制，意味着使自然环境陷于慢性自杀。而秩序持久过度依赖暴力得以控制，则意味着使社会陷于慢性自杀。合而观之，社会的主要领域与自然生态及环境保护已陷于失控状态，而社会的特定反应与人民的权利诉求及意志表达则处于强力控制之下，最终将意味着一个民族与国家正陷于慢性自杀。现实已经表明，并且将会进一步表明，该为的无所作为，不该为的又胆大妄为，或者该做的做不到，不该做的却强行去做，将会导致什么现象，带来什么结果，出现什么结局。
也不难理解，国家如果走到这一步，以至于动用暴力工具无所顾忌，腐败无孔不入，权力意志肆虐，丛林法则盛行，将会发生哪些反应，造成哪种局面。社会离心离德的迹象日益明显，文化、知识或技术精英纷纷移民海外或长期滞留不归，以及贪官中饱私囊后争相外逃，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国家的凝聚力日益下降，政府机关公信力丧失与社会信任缺失，以及不安定因素居高不下，也已经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民族团结与统一的纽带日益松弛，边疆地区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以及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民意动向与趋势，同样已经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更不用说，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及诚信危机的存在与表现，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危害之广泛，恶果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已经使社会陷于走投无路的精神处境。不难看出，这个社会共同体的裂痕在加深，裂缝在扩大，裂纹在延伸。
综上所述，危机全面爆发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