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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保存有其中的一张。那是父亲抗战胜利后又带回上海的。照片上的我看上去实在
呆得可笑。那一身锦缎大花棉袍与我当时十岁左右的年龄极不相称。头上还顶了一
个同一料子扎的傻气十足的大蝴蝶结，手里却捧着一本不知什么内容的翻开的书，
而眼睛却又望着镜头。这大概是母亲与摄影师共同导演的作品。照片背后写着：
“父亲大人：女含之叩上民国三十二年。”这虽是一件小事，我却一直记得很清楚。
那时我童年的心灵是多么希望像其他孩子一样，家里有个“爸爸”，所以，当母亲
带我去照像并告诉我是父亲要的时候，我是十分兴奋的，因为从中体会到也有个父
亲在关怀我。
不久，父亲从重庆回到上海。我们家搬到了现在的延安中路达巷7 号。同时这
里也成了父亲的律师事务所。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案子很多，经常要会客，
接谈案子，出庭辩护……很少有空闲。对于十一二岁的我来说，本来就因为父亲八
年在重庆，对他完全陌生，如今回到上海，却每天只有在晚饭前后见到他，还常常
是宾客满座。当时，我觉得父亲是那样不可接近，那样令我望而生畏，我尽可能躲
开他；而他似乎也不大注意我的存在，极少同我讲话。
寂寞的少女
大人们都忙于他们的社交生活，少年时代的我在家里十分寂寞。1946年，我考
入震旦女中。家里为我请了一位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大学生任家庭教师。她每天下
午来我家一小时帮我复习功课。老师走后，我常常独自一人躲在三楼平台上看小说。
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
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秋》，无名氏的《塔里的
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时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那个时期我幻想过将来
当个文学家，也写小说。我还酷爱话剧，曹禺的《雷雨》、《日出》只要公演，我
一定去看。我还喜欢当时上海的一个广播剧团。他们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改编成话剧《水仙花》，连续播演，我每次必听，因此我也很想将来能当个话剧
演员。
有一次，是个父亲偶然得闲的片刻，他突然问我将来想干什么，我脱口而出说
想演话剧。没想到父亲大为不悦，教训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读好
书我送你出去留学。章家门里不出戏子！你要去做戏子就不要进章家门！”我当时
委屈极了，不知道演戏有什么不好。本来，我和父亲之间交往就很少，这次短短的
谈话之后，我对他更加敬而远之。那次父亲的训话我又伤心又不服气，以至那次谈
话的氛围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解放后，我还是喜欢戏剧，一直到我进了外国语
学院，我才终于如愿以偿成了英语系舞台上的一名业余演员，我们先后演出了全本
萧伯纳的《AugustusDoesHisBit》、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以及莎士比亚的《
奥赛罗》，我扮演黛丝得蒙娜。每当朋友们看过戏说我颇有点演戏的才华时，我都
会叹口气说：“可惜我的戏剧才华还未降生到摇篮里就被我父亲扼杀在胚胎里了！”
第六章
失败的“投资”
不过，父亲那时也有需要我的时候。那是他要写字，叫我从另一端替他拉纸。
父亲是位大书法家，向他求字的人多极了。父亲稍一得空，就写几张“还债”。说
是“还债”，但一写上字，我可以感到那是父亲最好的休息。他很喜欢写字，一写
起来全神贯注，忘却了他要处理的千头万绪的事务。每当这时，他就会想到我，把
我叫去先替他研墨，然后在另一头替他拉纸。
我很讨厌这项工作，因为父亲一写上瘾就是一两个小时，替他拉纸简直是种惩
罚，既不能快又不能慢。快了，父亲还未欣赏完自己所写的那一个或那一行字；慢
了，他又等得不耐烦。不过每当他写字有求于我时，他总是很和蔼。高兴起来，还
有奖金。
我把父亲奖励的辛苦钱同春节时给长辈拜年所得的红包压岁钱存放在一起，舍
不得用。母亲说钞票贬值，不能存在钱包里。于是，她替我去囤积了几箱子洗衣服
的肥皂，说是涨价后卖掉就赚钱了。后来内战局势紧张，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
货物奇缺，母亲把那几箱子肥皂全用掉了，始终连本钱也未还给我。这是我一生惟
一一次失败的经商经验！
惜别上海1948年开始，局势日趋紧张。对于当时仅只十二三岁的我来说，只是
朦胧地感到世界正在动荡变化，我并不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一直到父亲1949年4
月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和谈代表之一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谈判时，我才意识到
这场战争波及到了我们家。父亲动身之前，母亲非常紧张，生怕父亲此去凶多吉少，
有去无回。记得父亲安慰她说不要怕，会有人照料我们一家的。他开导母亲说和谈
是国家大事，他希望出把力，把战争停下来。
1949年5 月27日上海解放时，父亲远在香港，这年11月，我们接到父亲的通知，
要我们立即北上，迁居北京。他在香港住了一小段时间后，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开会
前，云集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带队分批乘苏
联船只取道青岛、大连，转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并参加了1949年10月1 日的开国
大典。
凑巧的是，我和冠华结婚后，有次谈起父亲，冠华说他当时是香港新华社社长，
地下党香港负责人之一，和父亲一起回北京的那批民主人士正是由他带队的。父亲
对冠华的才华评价很高，冠华也很尊重父亲。解放后他们见面不多；但自70年代初
父亲身体开始衰弱、经常住院后，冠华只要到病房探视朋友，听说父亲住院，他是
必定要去看望的。
父亲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决定定居北京。我们全家就按父亲意见立即打点行装
北上。1949年11月下旬，我们乘火车离开上海。同行的除母亲和我，还有大哥章可。
对于我来说，离开我生长的上海是极伤心的事。记得送我们上火车站的汽车拐
入当时的同孚路前，我对我最喜爱的那个“作家书屋”留下了临别的最后一瞥，又
无限留恋地看着那家我常常光顾的门面不大的糖果点心店从窗外消逝。此时我忍不
住哭了起来。我舍不得上海繁华的街道，夜间五光十色的灯光以及那轻轻拍岸的黄
浦江水。但一个14岁女孩子的命运只能由家中父亲安排，不可能独自留在上海。我
贪婪地看着我心爱的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不知何日才能重返上海。
到达北京时，已经完全是冬日景象。1949年的北京比我想象的还要萧瑟。街上
看不见店铺，所有的门不是紧闭就是挂着厚实的棉帘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挂棉帘子
的全是商店。那时，北京既没有上海那样的五彩缤纷的玻璃橱窗，更没有入夜时光
彩夺目的霓虹灯。古老的城墙，灰蒙蒙的风沙，妇女的穿着在我看来完全是上个世
纪人们穿的那种高领子长到脚面的宽大皮袍子，脸上整个地蒙一块大纱巾，看不出
是老是少，是美是丑。我坐在回家的汽车里又禁不住哭起来，想上海想得要命！
第七章
与老父冰释前嫌
那时，父亲在北京没有自己的寓所。他一辈子为人清廉，尽管过他手的钱财数
量极为可观，但正像他自己晚年时对我说的：“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
我一生从不富有，但也从不缺钱。”
初到北京时，国家初建，一下子照顾不到那么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父亲没有要
求分配住房，自己应老友朱启黔（桂莘）老先生之邀，搬进了朱桂老的后院与他合
住。我们来到北京也就以这后院为家，一住就是十年。说是后院，但还不是整个后
院，而是一半，即北房和东房。北房有一间大约20多平米的起居室，用隔扇隔开的
里面一小间约10平方米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卧室了。我就只好安顿在连接北屋和东屋
拐角上的一间过道，因为光线不够，屋顶开了天窗。整个院子没有暖气设备，每个
屋子都生炉子，我那间水泥地的过道最冷。这开头一年北京的生活对我来说从心理
上到身体上都极不适应。加之，我中途辍学来北京，进不了学校，心情真是坏极了。
我们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