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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对住户有影响吗？”
规划人员说：“动员他们搬迁一下。”
王树声稍稍想了下，说：“算了，人家住得好好的，凭什么撵人家？”
就这样，王树声住房一直都没找好。他在那外墙简陋、内廊狭窄的寓所，住了十八年，直到他与世长辞。
王树声到军事科学院上任不久，由于距家较远，每逢中午都自己打饭吃。他和干部、职工一起排队买饭，自己洗碗筷，从不借别人之手。炊事员起初不知道他是王树声，后来知道了，很感动地说：“首长，你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有一次，王树声排队买饭，只见自己前边站着一个年青的战士，手里拿着一套饭盒。便笑着问：“带这么多饭盒，来客人哪？”
“我给首长打饭。”战士说。
“哪位首长？我怎么不认识呀？”
“我们刚从外地调来不久。”
第二天，年轻战士又提了饭盒去打饭，并有意站到了昨日跟自己搭话的老头儿身后。两人一见面，便寒暄起来。年轻战士乘机问：
“老同志，你贵姓？”
“哦，我叫王树声。”
年轻战士一听，惊愕得背过脸一伸舌头。他回去对首长一说，首长也很不自在。此后，这位首长也亲自排队了。
1960 年至1963 年，王树声参加了徐向前元帅主持的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再到长征，王树声或个人执笔，或与别人合作，再现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程，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他出国访问过。在1959 年4 月至6 月，他参加军事友好代表团，随同团长彭德怀元帅访问了东欧、蒙古等七国。他接待过不少国家的贵宾，也接受了不少外国政府或个人馈赠他的大小札品，但他从不占为己有，都悉数上交。他新来的勤务员不清楚他的秉性，认为礼品是送给首长个人的，有几次拿到车上，都被王树声阻止了。
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王树声与天下父母一样，十分疼爱自己的骨肉；但王树声对孩子们从不娇生惯养，管教甚严。
王树声四十得子，有三男一女：长子鲁光，中原突围后出生于山东解放区；次子楚还，出生在打回湖北的第二年；三子建初，出生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始；小女季迟（文革中改名宇红），姗姗来迟于1955 年。从这些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既有诗意，又有深刻的寓意；既体现了王树声夫妇个人活动与中国革命进程的联系，又表现了对下代的眷眷的爱和殷切的希望。
在王树声调到京城前后，孩子们陆续上了幼儿园和小学。这时王树声夫妇就给孩子们定些“规矩”：起初很小的时候，小手绢、小袜子都要自己洗；到了三、四年级，小衣服也要自己洗；进到中学以后，被单等也要自己洗。
爸爸妈妈要定期检查，决不许保姆和勤务员“代劳”。
这种对子女之爱，更深层次地体现了培养子女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子女自强不息的精神，培养子女吃苦耐劳的品德，以及培养子女坚韧不拔的毅力。
孩子们起初上学的时候，上的是干部子弟学校。干部子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对孩子的培养显然是不利的。周总理看到这一点，指示将这些学校撤掉了，干部子弟的孩子都到附近的普通学校学习。王树声对此深表赞同。
王树声把孩子送到了附近的普通学校，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在同学面前夸耀父母；不许打扮得与众不同；不许用小汽车接送。一句话，要同周围同学一样，不要搞特殊化。
王树声夫妇经常翻阅孩子们的作业，作的好的，给予表扬；作的不好，要重作或补齐。禁止孩子逃学。鲁光有次贪玩逃了学，回来后挨了父亲的打。
事后王树声心里很后悔，杨炬也说他教育方法简单粗暴。
王树声生活俭朴，孩子们时常埋怨家庭生活不好。
1965 年，王树声参加河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来。孩子们围拢来， 看爸爸带回来什么好吃的，果然发现了一包东西。孩子们一打开，抢着吃，太硬了！个个呲呀咧嘴。看到孩子们一副副滑稽的面孔，王树声忍不住笑了。
随即他收敛了笑容，严肃地对孩子们说：
“你们刚才吃的是白薯面饽饽，不错，是没有米面好吃。可就是这种东西，别说往日穷人难以吃到，就是如今广大农村，由于灾荒不断，不少人也吃不上呢。对老百姓来说，能吃上这，已过的是神仙的日子了。”
说罢又长吁短叹一阵。此后，孩子们很少在饭食上挑三捡四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浪潮席卷全国，学校也乱了。这时，建初正读初中，季迟读小学，都回了家，不久都参了军。
孩子都要走了，王树声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临别之际，他勉励他们在部队要好好地干，要戒骄戒躁，不以高干子弟自居。
建初在青岛海军服役。不久，头疼难眠，写信给家庭，想回来治治，王树声误认为“太娇”，不让回。两年后回来时确实病了，最后落了个精神不健全的病根。一想起这，王树声就内疚，觉得有时自己做事太武断。
小女季迟最初在北京某部长途台当通讯兵。由于工作紧张，家虽近在咫尺却好似远在天涯。随后，她又被下放到边远山野的部队农场养猪、种稻。
肩挑手提，肩膀压肿了，手脚由磨破而又渐渐长了老茧，她没有怨言。唯独伙食太差，她做梦都想改善一次生活。看到其他同志家里寄来不少好吃的东西，她又不能写信朝家里要，只好背地请战友帮忙，寄来糖果“解馋”。季迟的良好表现，普遍受到好评，后来她被推荐上了军医大学。
长子鲁光， 1964 年考取清华大学，攻读光学机械专业。大学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某工厂，任光学产品验收军代表，工作认真负责。
1972 年鲁光二十六岁，堕入了爱河。快要结婚了，眼看婚期一天天临近， 全家却若无其事。为新人安排的东西，仅一间房、一张床和两床棉被而已。
王树声的警卫员杨伯钧心想：高干子女固然不应该大摆阔气，可也不能“寒碜”到如此程度。于是，他自作主张，跟鲁光商量好了，先将军事科学院首长休息室的两把金丝绒面椅子和一张大理石面茶几，暂时借来布置一下新房，等婚后再行归还。
夜晚下班时，小杨就顺便把这几件家什搬上车，不想被王树声撞见，要小杨马上物回原处。
鲁光心里很不舒服，王树声劝导说：
“结婚摆那阔气干什么？有房、有床、有被子就很不错嘛。再说，结婚是自个的事，怎么能随便动用公家的东西呢？”
王树声就是这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处处想到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很少想到自己的利益，他是共产党员的模范代表。他给后人留下了楷模，也留下了思考。。
第十五章 临疾风抗浊浪 光彩照人寰
1966 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开始涌动着一股“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巨浪。
当时身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王树声看到国家形势像万花筒一样地变化，不由紧锁着眉头。他有一种不祥之感。
他看过吴晗的文章，为海瑞刚正不阿的形象拍案叫好，谁知一夜之间海瑞在姚文元的笔下竟成了彭德怀，竟成了所谓“右倾”。王树声对这种影射史学既震惊又气愤。此时，他隐隐觉得事情还没有完。
但王树声决然没有想到，“文革”的烈火竟如此迅速地烧到亲人和自己身上。
那是运动开展不久的一天。他的夫人杨炬下班回家，脸色阴沉，脚步沉重，半天不说一句话。
“又发烧了？”杨炬身体不好，常发低烧，王树声不由关切地问。
杨炬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泪水已模糊了双眼。
原来，杨炬工作的三○四医院的主要领导被点了名，被群众要求“靠边站”。
身为副政委、副院长之一的杨炬最初尚未受到冲击。但随着大字报的不断张贴，杨炬竟越来越受到伤害，被勒令交待“罪恶历史”。
首先，造反派说杨炬出身于地主家庭，为什么要跑到延安？是不是军统或中统的特务？
杨炬讲到这里，既